1、世界上有一次最重要的气候变化大会是哪一年举行的,在哪里,它首次提出了什么
巴黎气候大会难在哪?将全球气候的命运寄托在一次会议上,显然不现实。一方面,对待气候变化,各国在科学上和政治上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另一方面,196个缔约方形成的文本只能是最大公约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陆型国家与小岛国,欧洲与非洲,发展阶段不一,执行气候协议的定位不一,能力不一,使命不一。因此,巴黎气候协议只是全球在气候治理路上的一个新起点。截至北京时间12月11日下午16时记者发稿时,全球196个缔约方仍没能达成新协议。其实,不管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怎样的协议,“巴黎只是个重要契机,但之后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一切就像澳大利亚乐施会首席执行长所说的,巴黎谈判的意义在于设立新的“长期目标”。那么,如果满分是10分,巴黎气候大会能够打几分呢?排放目标有约束力吗?减少碳排放量一直都是焦点,问题是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排放大国各自承担多少。工业化国家关于限制排放目标的责任早已在《京都议定书》中被提及,这次的重点放在“有约束力”这点上,所谓“有约束力”,指的是明确的法律语言,能够以此对缔约国家承担相应责任进行监督的权利。相较于之前就已经有过相关承诺的国家,新兴国家的排放计划是巴黎会议的主要商讨对象,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有分析指出,中国之所以举足轻重不仅因为它是碳排放大户,也因为它同时是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新兴国家,是介于传统“北南”鸿沟的重要桥梁。中国一直在推动减排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今年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注入了正能量。中国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中国是世界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目标的惟一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中国的努力评述道,现在的中国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的国家,却又是在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投入最大的国家,现时改革的速度和决心比其它国家都大。资金援助可实现吗?融资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难题,考验着各国的信心和耐心。一直以来,由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缓解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做法被广泛接受,然而实际兑现模糊且随意。这一现状能否改变将成为衡量巴黎气候大会成色的关键: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保证可以被透明地执行;到2020年不低于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伴有其他不改变现有发展援助分配的气候资金。气候资金主要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此前的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华沙会议确定了“长期资金”目标: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并保持执行的透明度。然而,兑现承诺却显得异常艰难,今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气候融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提供的公共和私人资金在2014年有618亿美元,与承诺的1000亿美元目标仍有较大差距。还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质疑,认为实际上连618亿美元也没有达到。不但没有兑现承诺,欧盟和美国还提出,除工业化国家外,其他国家也应参与出资。对此,中方认为,发达国家应兑现此前的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并于2020年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自愿提供资金。此外,也可通过企业、基金会、发展中国家内部基金等不同渠道,把资金的蛋糕做大。行动路线清晰吗?行动力度是巴黎气候协议谈判中的一项关键议题。中国和法国在11月初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表示,中法支持“每五年以全面的方式盘点实现经议定长期目标的总体进展”。在巴黎,关于“力度”的争论在于究竟把全球温度上升的限制目标设定为2摄氏度还是1.5摄氏度。不久前,“把温度控制在2度以内”还是各国广泛认同的谈判前提,德国公区的也赫然写着“把温度控制在2度以内”的宣传口号。然而,谈判开始不久后,欧盟和小岛国开始频繁推介“温控1.5度”的目标,随后美国也加入其中,和他们一起成立一个名为“更高目标”的集团,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度成为谈判的最大变数。无论是2度还是1.5度,实现“把温度控制在2度以内”或是“温控1.5度”的清晰路线图和具体操作指导意见才是未来协议生效时最重要的内容。虽然喊出更有雄心的新目标,发达国家如何兑现旧的“欠账”的问题目前依然没有解决的迹象。巴黎大会之前,代表发展中国家的G77+中国集团就明确指出,现有文本里并没有就发达国家兑现气候资金承诺做出足够安排,全球升温红线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资金问题。
2、各国关于治理气候变化付出的代价
缓解气候变化与经济持续发展注定势不两立吗?在许多人眼里恐怕是的。但清华大学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驳。
《中国与新气候经济》报告认为,中国可以在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同时实现减排和减少大气污染。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中国提出的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
值的目标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不仅可控制在GDP的1%之内,还可为环境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带来显著的协同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并非两难选择
“现在有个广泛的想法是,在经济增长和减缓气候风险之间只能二选一。”墨西哥前总统、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卡尔德隆在11月14日举行的报告发布
会上表示,“但我们通过一年多的研究发现,这并不是两难的抉择。中国可以在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的同时,减少威胁到未来的碳排放。”
的确,在许多人眼里,经济的增长、工业的繁荣绕不开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颇具雄心的减排目标意味着扼住发展的咽喉。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更是成为许多国家搁置减排行动的借口。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美方的新减排目标立即遭到了参众两院领袖的抵制,指责这是美国“就业粉碎政策”并将带来
毁灭性打击。即使是在中国,也不乏对“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的担心,设置了碳排放“天花板”,是否会使本就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受
限?
对此,《中国与新气候经济》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30年回落至5%,增长前景取决于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提高部分抵消资源约束的负面作用。报告着重分析了一类情景——在加速减排的情景下,中国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停止增长并尽快开始下降,2030年单位GDP的排放强度将比2020年降低约58%。
在这一情景下,中国可以极大减少对化石能源和进口能源的依赖,在不增加能源成本的前提下改善能源结构,增强经济对能源价格变动的韧性。同时,结合更加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中国绝大多数的空气质量可以达标。
最重要的是,若政策设计得当,在税收中性的假设下,可以把成本控制在GDP的1%之内。如果考虑到加速减排产生的环境和健康效益,相当一部分经济成本可以被抵消。
低碳发展路径
事实上,这种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乐观言论并非一家之辞。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的工作文件同样宣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实际上还可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与气候行动不可调和的想法表面看来既精明又现实,但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误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今年9月为《纽约时报》撰文时指出,“超
越阻碍拯救地球行动的特殊利益与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抗击气候变化行动比几乎所有人想像得都廉价而简单。”原因在于,一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大幅下降,
二是碳排放定价会产生很大的“协同效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称,最重要的协同效益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燃煤会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进而推高医疗成本,降低生产率,如果限制燃煤,医疗成本便会降低,并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对此,《中国与新气候经济》也持有类似看法。该报告建议,以渐进增强的方式,在产能过剩的高耗能行业和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首先引入总量减排目标,并逐步
扩展成覆盖所有行业和地区的全经济范围的总量减排目标。其中,应首先引入煤炭消费总量限制,煤炭消费总量应在2020年后停止增长并尽快实现绝对下降。
这一渐进增强的建议也适用于碳价政策。通过价格改革使化石燃料价格体现隐藏的外部环境成本,逐步建立有利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
“按照我们目前的节能减排政策和力度,到2030年是不可能实现峰值的,可能还会推后。我们现在确立2030年达到峰值,必须更大力度地推进节能减排措施。这
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节约能源和能源替代。”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
坤当日表示,减排目标的建立有利于形成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的倒逼机制,催生更灵活、更强有力的减排措施。
何建坤称,2030年若GDP增速回落到5%,能源消费增长却有1-2%左右,只能靠大力发展新能源来满足新增加能源的需要。“在2030年左右,中国每年
新投产的百万千瓦核电站要达到8-10台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有1000万千瓦左右的核电站投入。每年可能要有上千万千瓦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站投入,这样才
能用新能源来支持经济的增长。中国要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努力和投入。”
3、2015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难在哪
巴黎气候大会难在哪?
将全球气候的命运寄托在一次会议上,显然不现实。一方面,对待气候变化,各国在科学上和政治上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另一方面,196个缔约方形成的文本只能是最大公约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陆型国家与小岛国,欧洲与非洲,发展阶段不一,执行气候协议的定位不一,能力不一,使命不一。因此,巴黎气候协议只是全球在气候治理路上的一个新起点。
截至北京时间12月11日下午16时记者发稿时,全球196个缔约方仍没能达成新协议。
其实,不管巴黎气候大会达成怎样的协议,“巴黎只是个重要契机,但之后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一切就像澳大利亚乐施会首席执行长所说的,巴黎谈判的意义在于设立新的“长期目标”。那么,如果满分是10分,巴黎气候大会能够打几分呢?
排放目标有约束力吗?
减少碳排放量一直都是焦点,问题是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排放大国各自承担多少。
工业化国家关于限制排放目标的责任早已在《京都议定书》中被提及,这次的重点放在“有约束力”这点上,所谓“有约束力”,指的是明确的法律语言,能够以此对缔约国家承担相应责任进行监督的权利。相较于之前就已经有过相关承诺的国家,新兴国家的排放计划是巴黎会议的主要商讨对象,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
有分析指出,中国之所以举足轻重不仅因为它是碳排放大户,也因为它同时是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新兴国家,是介于传统“北南”鸿沟的重要桥梁。
中国一直在推动减排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今年6月30日,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为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注入了正能量。中国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中国是世界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目标的惟一的发展中国家。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中国的努力评述道,现在的中国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的国家,却又是在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投入最大的国家,现时改革的速度和决心比其它国家都大。
资金援助可实现吗?
融资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难题,考验着各国的信心和耐心。
一直以来,由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缓解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做法被广泛接受,然而实际兑现模糊且随意。这一现状能否改变将成为衡量巴黎气候大会成色的关键: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保证可以被透明地执行;到2020年不低于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伴有其他不改变现有发展援助分配的气候资金。
气候资金主要用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此前的联合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华沙会议确定了“长期资金”目标: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并保持执行的透明度。然而,兑现承诺却显得异常艰难,今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气候融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提供的公共和私人资金在2014年有618亿美元,与承诺的1000亿美元目标仍有较大差距。还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质疑,认为实际上连618亿美元也没有达到。
不但没有兑现承诺,欧盟和美国还提出,除工业化国家外,其他国家也应参与出资。
对此,中方认为,发达国家应兑现此前的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并于2020年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同时鼓励发展中国家自愿提供资金。此外,也可通过企业、基金会、发展中国家内部基金等不同渠道,把资金的蛋糕做大。
行动路线清晰吗?
行动力度是巴黎气候协议谈判中的一项关键议题。中国和法国在11月初发表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表示,中法支持“每五年以全面的方式盘点实现经议定长期目标的总体进展”。在巴黎,关于“力度”的争论在于究竟把全球温度上升的限制目标设定为2摄氏度还是1.5摄氏度。
不久前,“把温度控制在2度以内”还是各国广泛认同的谈判前提,德国办公区的也赫然写着“把温度控制在2度以内”的宣传口号。然而,谈判开始不久后,欧盟和小岛国开始频繁推介“温控1.5度”的目标,随后美国也加入其中,和他们一起成立一个名为“更高目标”的集团,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度成为谈判的最大变数。
无论是2度还是1.5度,实现“把温度控制在2度以内”或是“温控1.5度”的清晰路线图和具体操作指导意见才是未来协议生效时最重要的内容。
虽然喊出更有雄心的新目标,发达国家如何兑现旧的“欠账”的问题目前依然没有解决的迹象。巴黎大会之前,代表发展中国家的G77+中国集团就明确指出,现有文本里并没有就发达国家兑现气候资金承诺做出足够安排,全球升温红线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资金问题。
4、中巴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内容?谢谢
中巴签防务合作协定
十二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巴西总统罗塞夫共同签署中巴联合公报。 (新华社) 胡锦涛与巴西总统会谈
中巴签防务合作协定
【据新华社北京十二日电】国家主席胡锦涛今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巴西总统罗塞夫举行了深入友好、内容广泛、富有成果的会谈,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会谈後,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巴联合公报,并出席了包括防务合作协定在内的八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政治互信加深
胡锦涛说,一九九三年中巴建立战略夥伴关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巴关系进入全面快速深入发展的新阶段。两国高层保持密切交往,对话合作机制日臻完善,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有关重大合作项目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保持良好协调和配合。中巴战略夥伴关系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日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 罗塞夫表示,巴方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巴中战略夥伴关系意义重大,同中国建立和发展战略夥伴关系是巴西的战略选择。近年来,巴中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更加密切并取得丰硕成果。两国高层交往密切,经贸合作强劲增长,在多边组织及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日益加强,两国合作有力促进了南南合作。
扩大科技合作
胡锦涛说,当前中巴两国都处在重要发展阶段,面临着相似的机遇和挑战。中方愿与巴方一道,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关系,为各自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贡献。
一是坚持平等协商,深化战略互信。双方要保持高层和各级别密切交往,充分发挥中巴高委会、战略对话等各对话机制作用。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政党、地方要扩大交流合作。
二是坚持互利互惠,提高合作水平。双方要进一步落实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保持贸易健康平稳发展,促进经贸、投资、能矿、基础设施建设、财金合作。
三是坚持优势互补,扩大科技合作。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农业、新能源、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等领域合作。
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巩固社会基础。双方要积极拓展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扶贫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新闻界、学术界、体育界和青年友好往来,使中巴友好更加深入人心。
罗塞夫完全赞同胡锦涛关於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见,表示巴方愿意进一步密切两国战略夥伴关系,提升两国夥伴关系的战略性,发挥巴中高委会等机制作用,加强贸易、投资、金融、科技、农业、能矿、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等领域交流与合作,使巴中关系在现有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
国际事务协作
胡锦涛说,中巴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广泛共同利益,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共同责任。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性挑战,共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有利於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罗塞夫表示,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组织及贸易、金融、环保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为推动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
签21合作文件
会谈後,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中巴联合公报,并出席了包括防务合作协定在内的八个双边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中巴双方还在签字仪式上宣布,罗塞夫访华期间,中巴有关部门还在能源、电力、农业、教育、计量、传媒等领域签署十三个合作文件。
5、2014年11月,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我国
我国政府承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时间是2030年左右
6、中国即将提交2020年后气候行动方案,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中国即将提交2020年后气候行动方案,下面内容值得关注
中国可利用国家自定贡献这一机遇,详细阐明减排承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峰值年份:承诺到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甚至可称为历史性里程碑。中国可利用国家自定贡献详细阐明减排计划,让人们更清楚了解其排放峰值对全球碳预算的影响。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提出排放峰值水平,以及阐述在何种情况下有可能在2030年之前达到排放峰值。
扩展目标:中美协议中的排放峰值年份和20%的非化石燃料占比目标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国家自定贡献的核心内容。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在国家自定贡献中提出更多的减排目标,如果中国能提出2020年后排放强度目标或森林恢复目标,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未来的排放趋势。此外,国际社会欢迎中国明确如何减少甲烷和氢氟烃等非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这类中国这类气体的排放已经超过日本和巴西等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如何达成目标:为实现非化石燃料占比承诺,中国需要新建800至1000吉瓦非化石燃料发电产能,这高于中国当前燃煤发电装机总量,几乎等于美国当前的发电总装机容量。国际能源署的情景分析、麻省理工学院和清华大学的联合研究都表明,中国若要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就必须在近期内采取重大措施,如控制煤炭消费和制定碳价等。中国详细阐明实现目标的计划,将有利于国际利益相关方建立互信,确保巴黎会议成功达成协议。
令人鼓舞的是,中国已经将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作为重要的国家政策。去年11月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意味着中国已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期待着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2020年后减排计划,让全世界更清楚地了解中国将如何用行动实现承诺,了解我们距离避免最恶劣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宏伟减排目标还有多远。
7、十三五期间国家万企节能目标是什么?
“十三五”,我国要完成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的国际承诺低碳目标,并且要为完成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提出的我国在2030年左右要达到碳排放的峰值的中长期低碳发展目标奠定基础,同时要在大气污染防治等环境指标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十三五”期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GDP增速已经转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的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都进入新的阶段,经济转型、能源转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要妥善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且要根据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提出的新精神和新要求,深化改革、依法治国、推动能源革命,适应新形势科学调整和完善节能减碳的政策思路。
8、中国在apec会议中与美国达成什么协议
(1)双方签署了《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美国运输部交抄流与合作备忘录》,将在机动车等交通工具的技术法规与标准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
(2)双方续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与美国博物馆图书馆服务署关于支持建百立文化交流合作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3)双方积极评价共同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度声明》,宣布了各自在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问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并加强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包括先进煤技术、页岩气、核能、可再生能源、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氢氟碳化物、低碳城市、绿色答产品贸易等方面的合作。
9、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闭幕有那些值得回忆的瞬间?
此次大会上,之前因战火延绵无法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叙利亚,成为第196个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退群”者。
会场内数年来第一次没有了“美国馆”。但在会场外,前纽约市长、亿万富翁布隆伯格耗资100万美元,建了一个比所有国家馆都更大的“美国民间馆”,召集了美国各地方州长、市长、商界人物和NGO领袖,公开表明“我们美国民间仍会参与气候行动”。
会议结束前一天,“美国民间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奥巴马气候特使的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斯特恩可是联合国气候大会的熟人:他从2009-2015年每年带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也是他与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经过近一年的秘密磋商,终于拿出来给全世界的“献礼”。他花了近七年时间,终于带着美国搞定《巴黎协定》,本以为功成身退,没想到特朗普当选让他前功尽弃。
如今他说自己感到“愤怒多过悲伤”,“烦躁和沮丧”。以往都是戴“谈判官员”牌子的斯特恩,这次戴的是“观察员”牌子——他不再是公务员,如今是华盛顿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顾问。
今年66岁的斯特恩,毫不客气地批评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是“死不悔改”(wrongheaded)。“(特朗普)说(全球变暖)是个骗局,说这毫无意义,说(巴黎协定)是个糟糕的协议并且全世界都在嘲笑我们上当,这真的太荒谬了!”
12岁斐济男孩向200国部长发言
会议第二周,在高级别部长会议开幕式上,12岁斐济男孩提摩西•纳努萨拉(Timoci Naulusala)面对近200个国家的部长,讲述自己的村庄在2016年遭遇飓风的故事。
因为紧张,小男孩的声音甚至有一点点发抖。但他勇敢地讲了下去。
“这(全球变暖)是真真切切在发生的,绝不只是一个梦。你准备好面对没有地球的生活吗?如果我们忽略这个现实,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海洋正在吞噬村庄,侵蚀海岸,摧毁庄稼。人们失去家园,失去最亲爱的家人,因饥渴而死去。这是充满悲伤的灾难,这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你以为气候变化只影响小国吗?你错了。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如何强大——能免除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像斐济这样的小国,更是无力。我来自一个小小的村庄,2016年,我们遭受了斐济史上最严重的飓风。我的家园,我的学校,食物、食水和所有积蓄都毁于一旦,生活完全被打乱。我在种植园里不停地走,搜寻食物,却只有绝望和沮丧。我那曾经美丽的村庄,我曾经的家园,如今成了荒凉的废墟。那之后好几个月,夏天越来越热,土壤越来越干,种不出任何东西。树木不再结果,水源逐渐干涸,鱼虾一一死去。我感到痛苦,不想上学,没有安全感。我看着身边所有从绿色转为黄色,又转为枯棕……这是人类消亡的征兆吗?我问自己:那只是一场五级飓风,接下来是什么?我还能活下去吗?我的村庄还能活下去吗?”
演讲结束时,全场部长们起立鼓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一过来跟小男孩握手。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甚至亲吻了小男孩的脸颊,把他抱起来放在椅子上,全球媒体的闪光灯亮成一片。
“拖堂”后的歌声
今年大会本来比以往各届大会都进展顺利。到会议结束前一天,所有人都眉飞色舞,看来今年大会很有可能是八年来唯一能按时收官的。
但最后大会还是拖堂了13个小时。导致“拖堂”的还是历届大会的“老大难”问题——资金。所谓“损失损害机制”希望由发达国家出资,对发展中国家遭受的极端气候灾难如飓风、洪灾、旱灾等进行资金补偿。
会议在第一周时,资金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欧盟和澳大利亚表示,全球变暖并不能说是极端气候灾难的唯一原因,不能全部由发达国家买单。一位欧盟代表说:“并不是所有灾害都能归因到全球变暖的。”
到第二周,有国家提出,关于该机制的争论要不明年再来谈。发展中国家对这个建议非常不满,尤其是南非,一度威胁说如果不解决资金问题,大家就别谈其他了。
周五,按议程,闭幕大会应在下午三点开始,六点结束。大会主席、斐济总理在两点半紧急约见中国和印度的部长,商讨资金问题。
最终双方都有让步。发达国家同意,《京都议定书》中提到的“适应基金”将成为《巴黎协定》的条款。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闭幕大会上说,今年是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做加法”,明年要“做减法”。所谓“做加法”,是把各方意见都写入案文;“做减法”则是寻求共识,消除分歧。“做加法同意,做减法很难,”他说,今年的谈判成果“虽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平衡地反映了各方的关切”;“2018年的任务还很艰巨”。
熬了整整一夜后的早上七点,大会结束时,能容千人的大会堂已经没剩下多少人。大会主席、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也是一脸疲惫。
余下众人拉起手,合唱一首斐济告别歌曲“Las Lei”,大会在悠扬歌声中落幕。
下届大会在波兰“煤都”举行
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2018年12月3-14日在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举行。那将是波兰第三次主办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次举办是在2013年。
2013年华沙大会时,就有大量非政府抗议,因为波兰是欧盟最大产煤国。
这次会议举办点——卡托维兹,更是波兰著名的“煤都”,产煤占波兰的98%以上。
“卡托维兹以煤矿著称,但它自己也被严重的空气污染所困扰。实际上,整个波兰都因为产煤导致空气污染严重。这个城市在过去几年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煤矿数量有所下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觉减排,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对联合国气候大会来说,在这里办会有特别意义:它可以意味着告别肮脏的煤炭历史,重新建设更清洁的未来。波兰也许诺将采取更及时的减排行动。我们需要告诉世界,像卡托维兹这样的重煤地区,也能成功转向低碳经济,”非政府组织“气候联盟”的波兰专家厄苏拉•斯蒂芬诺维斯(Urszula Stefanowicz)说。
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也表示:“波兰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明年关于巴黎协定规则书和促进性对话的谈判工作会比较艰难。我们希望波兰作为主席国能作出表率,确保各国兑现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