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对国际大气候

1、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哪些政策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气候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气候公约》同时也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特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本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做出贡献。

《气候公约》第四条第7款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中国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积极开展有效务实的合作，努力实施本方案。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636f70797a6431333262356161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

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

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

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近年来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中国如何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

我们中国在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战略格局，我国应看清现状并抓住机遇，积极主动应对挑战，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1、利用外部环境机遇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新常态并不是一种静态，而是一种动态。

危机是“创造性破坏”，它会消除落后产能，推动新产能发展。蓄势待发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包括以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的“互联网+”经济。

以创新技术研发为驱动的新能源变革，以构建国内和跨国互联互通网络为基础的综合发展，以绿色理念推动的新生活方式，以及分享经济、3D打印、智能制造等。

这些产业将改变以往经济增长的方式，逐步生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以变革与创新为驱动，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新环境，是利用好新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要途径。

2、提高全球治理能力 促进优化发展环境

全球问题凸显是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世界经济的深刻调整和全球问题的日益凸显，都需要加强并改善全球治理。

为此，一方面需要推动现有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建立新的治理机制，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

这既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又为我国发挥积极作用参与新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机遇。

3、积极主动应对挑战 有效维护战略机遇

从国际安全环境看，尽管和平仍然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维护地区和世界局势和平稳定的任务仍面临诸多挑战。

维护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符合我国根本利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主动营造和平环境的重要举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对抗冲突陈旧逻辑的重要方式。

(2)中国面对国际大气候扩展资料：

国际间战略利益的矛盾及其发展；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与配置；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及其斗争、制约、合作的态势；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战争威胁的性质和程度等。

国际战略环境是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国际条件，对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有重大的影响，并决定或制约着一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对象和敌友关系以及采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

任何一种战略，都是依据一定的环境条件而提出来的，在实施过程中都要受到这种环境条件的制约，因此，对国际战略环境的分析和判断，是制定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各主要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战略利益关系入手，较系统地考察一个较时期内国际战略格局的状况和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趋势，综合分析影响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国际化条件，判明本国遭受威慑的可能、方向、性质和程度，才能提出正确的战略对策。

3、积极承担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中国应有怎样的决心

一、中国的一贯主张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核心框架和最有效的机制，其所确立的原则和模式应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为此，一方面要推动关于长期合作行动的公约对话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京都议定书下关于2012年后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指标的谈判最迟要在2009年达成协议；（二）应对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组成部分，两者目标一致、实现手段相同，应相互协调、两相促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为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地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适应气候变化不利影响也将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三）技术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不可或缺，具有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各国在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大现有技术的推广和利用，特别是要尽早落实气候变化公约关于技术转让的规定，建立切实有效的机制；（四）统筹把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关系，两者要同举并重，一手抓减缓一手抓适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优先的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五）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应互利共赢，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双赢合作的成功典范，应根据需要对这一机制加以必要的简化和完善，使其继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二、中国对待全球气候问题的措施 中国在对待全球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频发的问题上，中国本着负责任态度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然《京都议定书》中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的义务，但中国还是认真负责地采取了包括增加科技运用、增加森林覆盖率等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等14部委在京联合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的贡献。 作为一个负责人的大国，中国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承担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责任与义务。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详细描述了我国政府的策略：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在全球治理中融合各国利益的契机，同时，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策略中的复杂性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既然中国在此中必然要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处理得当，这一过程与经验将成为中国现代国家重构中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无疑考验着我们的远识和智慧。当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中国一国之力可以解决，应对全球变化问题是世界各国的责任，各国都应该携起手来，共同面对问题迎接挑战。

4、从20世纪（ ）开始，中国面对的国际大气候呈现以缓和为主流的态势?

90年代
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中国面对的国际大气候呈现以缓和为主流的态势。

5、1945.8--1946.6期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是怎样？

如何看当前国际形势：“东张西望”是时代特点 要认识到万事万物的运动都不是直线前进的，前面充满著不确定性 一些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构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总的特点，从而正引起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相应调整。但是，要认识到万事万物的运动不是直线前进的，前面充满著不确定性。 世界上的三个主义都在变革 资本主义在1989年的时候，满以为马上就要一统天下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很狂妄。但是，经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美国已深感力不从心，选民普遍要求变革，这才选出了奥巴马。现在西方在探讨“仁慈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新版本的资本主义”，等等，希望缓和阶级矛盾，重振当年雄风。但是，当前并不是马克思曾预言过的“资本主义总崩溃”的形势，资本主义在变革中走向何方尚待观察。 社会主义由於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西方遭遇的某些困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感召力在上升，资本主义国家有不少人从《资本论》中获得启示，思考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是，“中国模式”不可能照搬到别的国家。另外，虽然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众多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士喊出了“世界可以是另一个样子的！”口号，但究竟是什麼样子，如何实现，都不甚了了。所以，要说社会主义已走出低谷还为时尚早。 伊斯兰主义还在苦苦摸索之中。全世界穆斯林超过10亿，分布于很大一片领土。伊斯兰教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经过宗教改革而适应现代化，如何在当今世界生存成了一个迫切的课题。再加上巴以问题久拖不决，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明争暗斗，以及西方生活方式对穆斯林传统的威胁，逼迫一些穆斯林走上了极端主义道路。但是，事实证明原教旨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出路在哪？究竟是温和的变革，还是激烈的变革，谁也说不清。 不要低估美国的实力和纠错能力 美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仍是首屈一指的国家，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存在。有利的创业环境、一流的大学和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带来的优势，至少还可保持二三十年。更应该看到，美国有自己的纠错机制。回顾以往50年，在蘇联放卫星、越南战争、1980年代日本的挑战和多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衰落论”都唱得很响，但美国还是站住了。奥巴马的上台，说明基层民众借助互联网和投票可以影响政局，美国的权势集团不可能一手操纵。一些国家反对的是美国借推行“民主”强行干涉别国内政，但不反对美国在国内已实行了200多年的政体。事实证明这种政体具有相当的纠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走向极端和社会动乱。 美国向何处去？奥巴马执政一年的“改变”之路走得很艰难。新保守主义已在集结，图谋反攻。美国的前途充满著不确定性，但世界上其他大国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地位。 对於中美关系，中方的思路不应是从“搞好关系”出发，因为中国内部从来就不缺乏良好的愿望，而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正确处理中美关系”。在关系较好时不盲目乐观，在有争端时冷静对待，从长计议。观测美国要认识到它立国的两个基本点：一是以基督教普世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二是为追求国家利益和霸权而奉行的实用主义。 摆正“效率”与“公正”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西方的两大经济学派进行反思。以弗裏德曼为代表的信奉自由市场的芝加哥学派遭到质疑；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也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其实在这两种理论裏，在“效率”与“公正”方面，都有可资借鉴的合理成分。2009年10月美国“新经济思想研究院”宣告成立，标志著在“效率”与“公正”的关系上进行新的探索。 纵观全球历史，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实际就是赚钱的冲动，这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但是，如果这种冲动以损害别人、损害社会甚至损害世界为代价，就会造成危机。各国政府的职责就是既要大力鼓励这种积极性，同时又在倡导诚信、保证法制公正、尊重产权、稳定货币、合理收税、方便创业和保持社会安定等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民主与集中不可偏废 在战场上吃了苦头的美国转向了“巧实力”。虽然奥巴马口头上承认各国实行民主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坚持“普世价值观”仍是当前西方对付中国的主要手段。前美国驻华大使洛德最近在电视上说，互联网是改变中国的最大武器。 西方凭藉经济与军事优势，掌握著话语权，把自己的民主奉为样板，凡不按他做的都是“不民主”、“专制”。实际上，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只讲民主不讲集中是虚伪的。决不能离开集中谈民主，也不能离开民主谈集中。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已经表现出独有的政治优势，而西方敌对势力其实是色厉内荏。他们不是没有看到自身的致命弱点：黑金政治、议案久拖不决、选民偏向眼前利益、忙於竞选无暇理政，等等，都令他们头疼。西方现在已有人开始讲起“一党制”的好话，例如《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裏德曼最近说，在必须快速决策或需要巨大投资的问题(如气候变化问题)上，“相对於彼此阻挠的两党制，一党制其实是一大优势”(法国《世界报》2009年12月31日文章)。 另外，人们可以预见到，今後几十年很可能是个多事之秋，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陆海边界、能源、水、粮食、新病毒、互联网骇客纠纷、气候、地震以及核扩散等引起的灾难，会考验每一个国家政府的应变能力、引导能力和执行力。民主集中制在这些方面具有相应的优势。老百姓在实践中会明白：究竟是乱糟糟的街头民主好还是安定有序的协商民主好？ 需要应对三个“气候问题” 第一个气候问题是气候本身的问题，虽然各国科学家对地球变暖的原因各有说法，但因“征服自然”的工业化而造成的环境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各国在这方面面临的形势都一样严峻。现在老百姓已普遍懂得“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道理。因此，重视气候问题本来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要做的事情，而且要做好。 第二个气候问题是经济问题。美国已经从硬顶著不承担减排责任转向开发绿色能源和节约能源。他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有专家说，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还没有醒来。电脑革命的时候中国刚刚甦醒。现在绿色能源革命的时候，中国已同西方同步。西方已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是发展绿色能源的先天优势，再加上政府的倾斜政策和科技实力，已使中国有可能在这第三次革命中脱颖而出。《华尔街日报》文章就说，中国“渐成绿色技术领导者”。 第三个气候问题是政治问题。气候问题是欧洲最早倡导的，表示“道德高尚”和制约不发达国家是其中重要的考量。收取“碳关税”是对付别国的重型武器。对此，中国自然旗帜鲜明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要逼迫西方偿付排放欠债和提供先进技术，同时中国也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 “东张西望”是时代特点 由於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的相对衰落，许多国家便在两者之间左顾右盼，既为中国的强大高兴同时又不无担心。既对美国的相对衰落暗暗高兴，又怕失去美国即失去了对中国的制约。 日本现在在考虑“疏美近亚”；东盟表示欢迎美国“回归亚洲”；澳大利亚在中美间搞平衡；印度借重美国但已发现并不能从美国得到想要的一切；俄罗斯从内心裏欢迎俄美关系“重启”。美国曾一心想搞“民主联盟”，结果发现它认为的民主的印度、巴西和南非在气候问题上同中国“联盟”。凡此种种，说明当今世界的外交博弈即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讲究平衡，应予理解。不当头，不结盟，不纠缠小矛盾，广结善缘，高瞻远瞩，应是中国的行事原则。 要看到，今天的人民是天天看电视、上网的人民。布热津斯基2009年10月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的三场政治竞争(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加速了人类的政治觉醒。20世纪的扫盲运动的普及和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的广泛影响，则加剧了这一全球范围的群众政治觉醒。”觉醒了的人民一定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对各国领导者提出更高的要求。 文章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6、中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哪些措施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近年来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7、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增进国际合作，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的贡献。
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积极推进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植树造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中国在农业、森林与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以及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等脆弱区，积极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

8、面对全球变暖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中国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参与者，至今已与97个国家签署了103个环保方面的协议，广泛参与环保科研、技术、政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于2007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抄国家方案》，于2008年10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各国联手zd，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相关条款，提高能源能效，开发新能源，节能减排。由于发展中国家受资金、技术制约，抗风险能力较弱，受气候变暖的影响也较大。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环保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有着较大优势，因此有必要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

9、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理应承担什么样的责

中国一zd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未来,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力度,争取到2020年实现碳强度降低40%-45%的目标。
中国还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顶层设计。11月12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2020年后各自应对变化的行动目标。同时，双方还确定了在低碳、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开展一批合作项目。中国政府的这些行动，彰显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在加大国内减排力度的同时，还大力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2011年以来中国已累计筹措了2.7亿元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培训了近2000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官员内和技术人员。今年9月23日，容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表示，从明年开始，中国出资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可以说，中国在坚定不移地本着对本国人民及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并承担了与中国发展阶段、能力和应负责任相符的国际义务，为保护全球气候环境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