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规律是什么
?
2、气候变迁的周期或时间尺度有哪些呢？
目前，被众多学者承认的时间尺度只有四种，其中两种是短尺度或短周期的，另两种是长尺度或长周期的。
气候变迁最小的周期是一天，白天得到较多的太阳辐射热，温度便高；夜间得到的太阳辐射热很少，温度便低。这是由地球的自转造成的。
气候变迁另一个比较小的周期是一年。由于夏季得到较多的太阳辐射热，温度就高；冬季得到较少的辐射热，温度便低。这是由地球的公转引起的。
较大尺度的气候变迁，其一是以2亿年～3亿年为周期，就是历史上大冰期和间冰期反复交替出现的气候变迁。这是由地球的黄赤交角自然大波动（10°～23.5°）所造成的。由于地球的“身子”或“斜”或“正”，各地接受的太阳辐射热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引起气候变迁。
另一个是以平均约10万年为尺度的冰期与间冰期反复交替出现的气候变迁。这主要是由地球轨道三要素自然的小波动引起的。地球的黄赤交角除了有长周期的大波动以外，还有以4.1万年为周期的小波动；地球绕太阳运转轨道的偏心率也有以10万年为周期的变化；由自转轴在地球中的位置等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岁差有2.1万年为周期的变化，这三种变化综合起来使得地球的气候产生平均约10万年为周期的冷暖波动，从而出现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
可以说，以上4种得到公认的气候变迁周期，都主要是由天文因素或地球轨道要素变化所决定的。
另外，有科学家发现气候还有以3200万年为周期的波动。他们发现，在过去2亿年～3亿年内，每隔3200万年便出现一次“寒冷期”。当然，这种“寒冷期”是非冰期中的寒冷期，与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冰期相比，仍然是相当暖和的。徐钦琦认为，这是由地球的黄赤交角的“中波动”引起的。
除了上述5种尺度的气候变迁，还有10000年、1000年、100年、10年和3年～4年等多种时间尺度的气候变迁。可气候学家们对这些尺度的气候变迁了解得还非常少，恰恰是这些周期的气候变迁规律对近期气候预测有最直接的指导意义，要把这些尺度变迁规律完全掌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现在就根据上面提到的几种时间尺度的气候变迁规律，来预测未来各个时间段的气候。
从2亿年～3亿年的时间尺度讲，目前正处于第四纪大冰期之中。但目前究竟是处于大冰期的最盛期，还是没到最盛期，或是最盛期已经过了，这个冰期到底还将持续多长时间，这些都还没有人能作出正确无误的回答。所以从这个时间尺度方面对气候变迁无法进行预测。
从3200万年的尺度讲，最近的一次旋回是从3000万年前开始的，现在已经开始的“寒冷期”恰好与第四纪大冰期相重叠。这次“寒冷期”的最盛期应该出现在200万年之后，所以，根据有些科学家的观点，在未来200万年内，气候的总趋势将变冷，自然界中生物种类的数量也将减少。但是，科学家们对以3200万年为周期的气候变迁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周期长度为2600万年或3000万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所以关于未来200万年内气候变迁的规律还无定论。
平均周期为10万年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目前研究得最为详细。对这个时间尺度的气候变迁而言，从间冰期向冰期过渡时，气温是逐渐地、缓缓地下降的，大约要历时9万年，两者之间没有十分清楚的界限。但是，从冰期向间冰期过渡时，气候变迁往往呈现突变的形式，表现为急剧升温，大约历时1万年，两者之间便出现了一条清楚的界限，国外学者称之为终止线。在距今1.1万年前后，出现了一条相当于最新的终止线，它标志着末次冰期结束了，随之一次新的间冰期就开始了，这就是现代间冰期。在过去1.1万年内，气候变迁如上述规律所描绘的那样，温度突变式地急剧上升。从地质学家的测量结果看，目前温度似乎已达到现代间冰期的顶峰，从此以后温度便应该下降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地质学家认为，未来气候变迁的总趋势是降温。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此外，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在过去1.1万年内，北半球冬半年的天文辐射总量是逐渐增加的。在距今7000～5000年期间，太阳辐射量增长最快。在1950年，它刚刚达到其峰值（最大值）。所以，按照天文气候学第一定律（气温和冬半年的太阳辐射成正比），现代应该是目前这个间冰期中最暖和的时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许多古气候学者研究，在距今7000～5000年前，世界上曾出现过一次“暖和期”，西方学者称它为“气候的最佳期”。这个时期正是我国黄帝大战蚩尤，大禹治理洪水的时代。当代的气候还没有达到“气候的最佳期”那么暖和的程度。这可能是由于海洋的“热惯性”等因素，使得温度的增加总是要比太阳辐射量的增加延迟20～70年。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代间冰期的最暖期还没有到来，这个最暖期大约会出现在20～70年之后。由于天文学家的计算都是以千年为单位的，所以这个最暖期可能出现在今后1000年内。换句话说，在未来的1000年内，全球气候可能将变暖，其暖和的程度可能会超过距今7000～5000年的“气候的最佳期”。这是又一种可能性。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对1000年、100年、10年、和3～4年等尺度的气候变迁规律及其成因的研究还非常差，所以，我国科学家徐钦琦在《天文气候学》一书中说：“对于下世纪的气候变迁的自然变化的趋势，我们只能说一句老实话：‘不知道。’”
未来可知吗？这个问题对人类具有永恒的魅力。
从本质上说，预知未来灾祥祸福的渴望发源于人类把握人生命运的本能，预测学的历史和人类的文明一样古老。
然而自然、社会和生活具有随机性、丰富性、多彩性和不确定性，从科学的角度预言未来不是绝对的，因为科学本身是开放的，人类不但通过科学解开一个个自然之谜，而且也在科学的视野中不断发现新的未解之谜。所以，无论是从科学的本性来看，还是从科学的发展来看，我们都不可能依靠科学完全把握未来。
3、转：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从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表现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帧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1973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a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两峰三谷结构,直至20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中期);②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世纪);③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世纪中期至6世纪);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8世纪);⑤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11世纪);⑥金前期湿干气候(12世纪);⑦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和14世纪前半叶);⑧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得趋势大致如此.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得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人类影响气候,气候也影响人类.短时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的异常气候现象,如干旱、洪涝、冻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区的暴雨灾害,引起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饿死人口达300-400万；1968年-1973年非洲干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灾难,使得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的牲口损失70-90%,仅在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就饿死20万人.当然,这种打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态系统,但是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却十分大.长期的气候变化,即使变化比较缓慢,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使生产布局和生产方式完全改观,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温暖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都有广泛分布；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商、周时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诗经》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见当时梅子是和盐一样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诗经》说：“终南何月,有条有梅”.终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来就无梅了.陕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秦汉时期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记载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可知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地界比现在更加偏北.由于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汉以前,我国丝织业布局是北丝南麻,丝织业绝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当时最大的丝纺业中心在河北定县,其他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则主要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蜀中仅以产麻布著名.虽然在东汉到魏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下降剧烈,南方各地社会生活则相对安定,丝织业有所发展,可是北丝南麻的布局一直维持到隋唐时代.从气候变迁情况看,至隋唐时代,虽然气候也有变化,但是平均气温仍暖于现代,可见丝绸之路出现在北方是有原因的.北丝南麻布局的改变发生在宋代.由于气候变冷,气温已低于现代,北方不利于桑蚕生产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南方经济上升,丝织业规模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镇江、三台已形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南宋时,南京、常州、镇江、苏州都拥有巨大的丝织业生产能力.丝织业重心南移,正好相当于我国气候由温暖到寒冷的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气候变迁对农业耕作也有影响,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说,他们那个时候,齐、鲁（河北、山东一带）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在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还只习惯于两年三熟.唐朝的生长季也比现在长,《蛮书》（约成书于862年）说,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获两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麦或大麦.而现代由于生长季缩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蚕豆,以代替小麦和大麦.这种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气候变暖,就可以考虑双季稻向高纬度、向高海拔扩展；若气候变冷,就得采取措施,缩短水稻的生长时间.一、时间差异性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二、空间差异性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性交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时、空差异的影响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时代前汉后汉唐北宋南宋明人物最多的省山东河南陕西河南浙江浙江河南陕西河北河北福建江苏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四、有关问题的讨论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政权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4、简述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冷暖变化
网上资料，仅供参考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05&idArticle=26491
夏商热，商代河南原阳曾有象群出没。西周冷，东周热，东汉冷，隋唐热，北宋转冷，成吉思汗时热，元末冷，直到工业社会热，中间小有起伏。另不同地方还会有所不同，比如岭南隋唐时看不出多热。
有人是这样说的
从8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前，春季时间则推迟，相应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最晚时间都有提早或推迟。从河湖海冰冻现象研究，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这种相对寒冷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
从8世纪中叶以来，北方游牧地区环境压力十分大，战乱和内迁频率增大。先是后突厥和突骑施的动乱，再有回纥的四处流散，党项、吐谷浑及沙陀人的内迁。总之，安史之乱前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乱和南迁频率大大加大了。
反正游牧民族大举南下的时候，都是寒冷期，因为蒙古高原大雪封山严重影响了游牧民族的生存，逼迫他们南下：
比如：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西晋至北魏中期，唐末至清初
5、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
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
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
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
从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
从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表现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
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帧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
1973 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a 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两峰三谷结构,直至20 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 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①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 世纪至公元前8 世纪中期) ; ②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 世纪) ; ③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 世纪中期至6 世纪) ; 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 8 世纪) ; ⑤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 11 世纪) ; ⑥金前期湿干气候(12 世纪) ;⑦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 和14 世纪前半叶) ; ⑧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 世纪后半叶至20 世纪初).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得趋势大致如此.
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得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
人类影响气候,气候也影响人类.短时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的异常气候现象,如干旱、洪涝、冻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区的暴雨灾害,引起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饿死人口达300-400万；1968年-1973年非洲干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灾难,使得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的牲口损失70-90%,仅在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就饿死20万人.当然,这种打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态系统,但是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却十分大.
长期的气候变化,即使变化比较缓慢,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使生产布局和生产方式完全改观,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
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温暖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都有广泛分布；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商、周时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诗经》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见当时梅子是和盐一样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诗经》说：“终南何月,有条有梅”.终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来就无梅了.陕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
秦汉时期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记载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可知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地界比现在更加偏北.
由于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汉以前,我国丝织业布局是北丝南麻,丝织业绝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当时最大的丝纺业中心在河北定县,其他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则主要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蜀中仅以产麻布著名.虽然在东汉到魏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下降剧烈,南方各地社会生活则相对安定,丝织业有所发展,可是北丝南麻的布局一直维持到隋唐时代.从气候变迁情况看,至隋唐时代,虽然气候也有变化,但是平均气温仍暖于现代,可见丝绸之路出现在北方是有原因的.
北丝南麻布局的改变发生在宋代.由于气候变冷,气温已低于现代,北方不利于桑蚕生产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南方经济上升,丝织业规模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镇江、三台已形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南宋时,南京、常州、镇江、苏州都拥有巨大的丝织业生产能力.丝织业重心南移,正好相当于我国气候由温暖到寒冷的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气候变迁对农业耕作也有影响,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说,他们那个时候,齐、鲁（河北、山东一带）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在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还只习惯于两年三熟.唐朝的生长季也比现在长,《蛮书》（约成书于862年）说,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获两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麦或大麦.而现代由于生长季缩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蚕豆,以代替小麦和大麦.这种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气候变暖,就可以考虑双季稻向高纬度、向高海拔扩展；若气候变冷,就得采取措施,缩短水稻的生长时间.
一、时间差异性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
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
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性交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
时代 前汉 后汉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东 河南 陕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陕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苏
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关问题的讨论
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政权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
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6、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变化状况是
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不仅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性和空间差异性，同时由于两种差异性的交互运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从第四纪更新世晚期，距今约1.1万年前后开始，地球从第四纪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亚冰期，进入到现代的亚间冰期，人们也称之为冰后期。这一段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人类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关于这时期的气候，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近10000年来的雪线升降图，说明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表明冰后期以来，气候有明显的变化。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记载，竺可桢将这些记载加以整理分析，发现我国5000多年来的气候有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现。
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从仰韶文化时代到安阳殷墟时代，是第一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最冷月温度约比现在高3℃-5℃。
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期，年平均气温在0℃以下。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汉时代，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温暖时期。
从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东汉、三国到六朝时代，进入第二个寒冷时期。
从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时代，是第三个温暖期。
从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时代是第三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l℃左右。
从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个温暖期，但是这次不如隋唐时那样温暖，表现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渐由淮河流域移到长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广东、云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后，即明、清时代以来，是第四个寒冷期，温度比现代要低1-2℃。
近5000年来，虽然是寒冷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但是总的趋势是由温暖向寒冷变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长，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冻。而在第四个寒冷期的1670年，长江几乎都封冻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学家用雪线高度表示气温升降，竺可帧用的是历史文献记载资料，结果却十分一致，说明冰后期以来的气候变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绝对不是一种巧合。
1973 年，竺可桢提出了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周期性波动变化的基本状况。他认为近2000a 中,汉代是温暖时期，三国开始后不久,气候变冷，并一直推迟到唐代开始。唐末以后,气候再次变冷，至15世纪渐入小冰期,呈两峰三谷结构，直至20 世纪初气候回暖,小冰期结束。汉代、唐代是年均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时期。该研究成果已为气候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广泛采用。但近些年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许多学者对竺可桢的工作作了补充。其中朱士光等认为2000～ 3000年以来，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①西周冷干气候(公元前11 世纪至公元前8 世纪中期) ; ②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气候(公元前8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1 世纪) ; ③西汉后期至北朝凉干气候(公元前1 世纪中期至6 世纪) ; 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湿气候(7～ 8 世纪) ; ⑤唐后期至北宋时期凉干气候(9～ 11 世纪) ; ⑥金前期湿干气候(12 世纪) ;⑦金后期和元代凉干气候(13 和14 世纪前半叶) ; ⑧明清时期冷干气候(14 世纪后半叶至20 世纪初)。后来许多地理学家对我国的气候变化作了进一步修改,但总得趋势大致如此。
历史时期的气候不仅在气温上有周期性波动，引起冷暖的变化,而且在湿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变化。总得说来，暖期与湿期、冷期与干期是相互对应的,但每个冷暖期内部又有干湿波动，不可一概而论。朱士光等研究认为,气温的变化要快于降水量的变化，而降水量的变化幅度又大于气温变化的幅度。在历史时期,气候冷暖波动与干湿波动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完全同步。
人类影响气候，气候也影响人类。短时间的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的异常气候现象，如干旱、洪涝、冻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会造成严重的自然灾害，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区的暴雨灾害，引起了20世纪最大的饥荒，饿死人口达300-400万；1968年-1973年非洲干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灾难，使得乍得、尼日尔、埃塞俄比亚的牲口损失70-90%，仅在埃塞俄比亚的沃洛省就饿死20万人。当然，这种打击往往是短暂的、局部的，虽然不至于影响生态系统，但是对人类造成的灾害却十分大。
长期的气候变化，即使变化比较缓慢，也会使生态系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使生产布局和生产方式完全改观，从而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
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温暖时期，竹类在黄河流域直到东部沿海都有广泛分布；安阳殷墟发现有水牛和野猪等热带亚热带动物；甲骨文记载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产的，河南原称豫州就是一个人牵着大象的标志。商、周时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诗经》说：“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可见当时梅子是和盐一样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诗经》说：“终南何月，有条有梅”。终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来就无梅了。陕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
秦汉时期气候也比较温暖，《史记》记载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可知当时亚热带植物的地界比现在更加偏北。
由于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农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会影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汉以前，我国丝织业布局是北丝南麻，丝织业绝大部分在黄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当时最大的丝纺业中心在河北定县，其他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一带，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则主要生产麻织物；西汉时期，蜀中仅以产麻布著名。虽然在东汉到魏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下降剧烈，南方各地社会生活则相对安定，丝织业有所发展，可是北丝南麻的布局一直维持到隋唐时代。从气候变迁情况看，至隋唐时代，虽然气候也有变化，但是平均气温仍暖于现代，可见丝绸之路出现在北方是有原因的。
北丝南麻布局的改变发生在宋代。由于气候变冷，气温已低于现代，北方不利于桑蚕生产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时北方战乱，南方经济上升，丝织业规模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镇江、三台已形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南宋时，南京、常州、镇江、苏州都拥有巨大的丝织业生产能力。丝织业重心南移，正好相当于我国气候由温暖到寒冷的时期，这个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气候变迁对农业耕作也有影响，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说，他们那个时候，齐、鲁（河北、山东一带）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在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还只习惯于两年三熟。唐朝的生长季也比现在长，《蛮书》（约成书于862年）说，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获两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麦或大麦。而现代由于生长季缩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蚕豆，以代替小麦和大麦。这种历史经验仍有现实意义。例如，如果气候变暖，就可以考虑双季稻向高纬度、向高海拔扩展；若气候变冷，就得采取措施，缩短水稻的生长时间。
一、时间差异性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研究历史气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表现在五千年来温度变化上，可以明显地总结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
1．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甲骨文记载当时安阳人种水稻是阴历二月下种，比现在早一个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层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里生长着大量的阔叶林，代表着相当温和的气候。
2．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书纪年》记载周孝王时长江、汉水冻结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气候比现在寒冷。
3．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春秋》中有鲁国“春正月无冰”、“春二月无冰”、“春无冰”等多次记载。《荀子·富国篇》和《孟子·告子上》载齐鲁地区农业种植一年两熟。
4．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资治通鉴》载晋成帝初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结冰，冰上可往来车马及几千人的大部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4℃。
5．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其间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长安无雪无冰，当时气候温暖可见。
6．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此间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可以通车，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两度全部冻死。
7．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1225年，道士丘处机在北京长春宫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说明当时北京气候比现在温暖。
8．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此间，1329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橘尽冻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从当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变成“冰陆”，车马通行。
五千年来，我国气候四个温暖期与四个寒冷期交替变迁，其时间上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
二、空间差异性
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是太阳辐射、下垫面、大气环流及人类活动影响四大因子，这几个因子相互作用决定着气候的变迁，加上我国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位置、广阔面积、复杂地形及支配气候的环流因素，决定了我国气候变迁的又一个特性——空间差异性的产生。
地球上气候波动首先和太阳辐射的强弱有关，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寒、温、热三带的分别，都是因为太阳辐射强弱不同的缘故。我国领土北起黑龙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个纬度。从南到北，包括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热量带，其中又以温带、暖温带、亚热带面积最广，这是决定我们气候类型多样性和气候变迁的空间差异性的基本因素。
从海陆位置看，我国位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间，由于地表热量状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温压场，从而产生明显的季风环流，对我国的气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世界同纬度相比，我国黄河流域相当于地中海一带，长江以南的纬度相当于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若按行星风系规律，我国江南则属于一片沙漠，但因亚热带季风气候作用，却使我国东部和南部成为温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亚热带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从我国呈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来看，它们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所谓“十月先开岭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诗句，正说明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湿润气候，又被喜马拉雅山切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国西北内陆变成为沙漠性的干燥气候。加上西伯利亚冷气流由蒙古高原爆发性地南侵，形成强大的寒潮影响了冬半年北部大半个中国，又加大了西、北、东、南气候变化的空间差异性。
在中国，气候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依次渐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现，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气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东南中国与西北中国气候的自然分异。这种气候变迁的空间差性与时间差异性交错运行，对每一个时期中国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时、空差异的影响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响。
气候的时空差异性所造成的东南与西北中国的分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刻。现代地理学家以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为两端，在中国地图上划一斜线，斜线以西以北为西北中国，拥有占中国领土面积57．1％的土地和占总人数5．6％的人口，大体上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斜线以东以南为东南中国，拥有占领土面积42％的土地和占总人口数94％的人口，基本上是历史上农业民族（汉族）的主要活动区。〔②〕其中，随气候的变迁，东南部经济文化日渐超过北部，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
在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之间，古长城沿线大体上与农、牧区自然分界线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处机北过张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岭时吟诗曰：“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亦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鱼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农、牧分区和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对峙，两种经济、两个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徒，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和关系始终是影响和制约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农牧民族的对峙，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政治方面。随着几次最大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与“五胡乱华”相伴随的是第一个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与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随的是第二个南北朝时期——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继而是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经济上的影响。
五六千年前，与温暖期同时，是一相当湿润的气候。当时的黑龙江流域，为几千年来最湿润的时期，北京平原为河流纵横、池沼广布之乡。距今2500年左右，气候转向干燥。在北京考古发掘中发现代表湿润气候的混炭沼逐渐消失。距今约1000年左右，气候再次变干。根据大量的地方志中的旱涝记载，我国东南地区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旱灾相对增加，以公元1000年为界线，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此后的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最近500年来旱涝材料排成年表显示，旱灾明显地多于水灾。
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干冷地带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限制自不必说，在其它地区，也因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而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大趋势。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济重心，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继续发展；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纵观这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的到来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响。
经济是基础，它的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化。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层建筑中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应地移到了南方。
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和“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到了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关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从“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这里介绍两家，借以说明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③〕一文中根据二十四史中汉、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为：
时代 前汉 后汉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东 河南 陕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陕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苏
日本桑原骘藏在《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举为例，交明清两代登科第者列表统计，明代从洪武四年起至万历四十四年止，每科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总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占88％，北方29人，占12％。清康熙十八年开制科，共录取50人，其中南方占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占14人。明清两代共出状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关问题的讨论
1、通过上述中国气候变迁的特点及影响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问题。怎样看待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过去由于片面地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因而很少具体地研讨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各方面的研究和讨论，认识到地理环境本身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约束，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是，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是众说纷纭。通过本文分析，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中国封建社会何以特别漫长？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发展极其缓慢？不少同志认为地理条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体地说，中国内外部地理环境及其相应的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既产生了对专制政体的要求，又维护了封建小农业的强盛，使中国难以具备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客观条件，从而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还需要对中国历史地理作深入细致地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其次，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还认识到，人类历史与地理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两者之间相互制约、互相作用，这种相互间的制约和作用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说来，生产力水平越低，人类受地理环境的制约作用越大；社会发展阶段越古老，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越大。在中国古代，因气候迹迁的时空差异性而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表明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确起到了促进或延缓的作用。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政权的对立（秦汉与匈奴，东晋南朝与“五胡”，宋与辽、金，明与蒙古、满族等），无不起因于气候时空差异所造成的农、牧区对立的环境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对地理环境制约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可以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地理环境的作用就减少了。由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作用，导致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环境系统，在原来的自然环境之外，又增加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系统，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新的影响。在近现代的中国气候变迁中，我们就不得不探讨人们对环境污染所造成气候环境的新变化和新影响，这就决定了研究历史地理对现实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2．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特性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关于它的学科性质，在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但由于对它的学科属性看法不同，讲授的内容、学习的重点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当作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对历史时期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探讨；有人把它当作历史学与地理学边缘学科，侧重于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认为历史地理学既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的边缘学科，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多门学科边缘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联系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自然环境变化的自然过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环境变化的人为过程，更重要的是，它重点探讨的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规律。由此可见，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多学科相互联系的一个新的学科体系。正如前苏联历史地理学家热库林所说的那样，它不仅是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衔接处形成的边缘学科，而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曾与民族志学、地名学、农业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学门类紧相关联。”因而准确地说，它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位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野才会得以逐步地开阔。
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科的研究途径。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现代科技已走到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阶段，历史地理学正是适应这样的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们掌握不同学科的知识，在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这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达到了。
7、竺可桢是怎么研究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有些人认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在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可惜非常分散。这篇论文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分析，希望把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轮廓。
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近五千年的时间，根据材料的性质，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1100年）
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用14C同位素测定为约5600——6080年前）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公元前1400——1100年）的发掘表明，当时猎获的野兽中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而现在西安和安阳一带已经不存在这些动物了。此外，在殷代留下来的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当时安阳人种稻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在山东历城县发掘龙山文化遗迹中找到一块炭化竹节，有些陶器外表也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纬度。对照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温度，可以说五千年前的仰韶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
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公元1400年）
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常常用肉眼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是物候。物候学也可以说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便开创了这种观测，积累了三千年的丰富材料。
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周朝（公元前1066年开始，定都于西安附近的镐京）初年的文件中，如衣帽、器皿、书籍、家具和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竹类广泛生长，而现在则不行了。商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很重要的事。人民采用各种方法来定春分，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时期。当时位于山东近海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定春分，但是现在家燕3月22日才到长江下游。郯城和长江下游的上海两地的年平均温度相差1．5℃，正月平均温度相差4．6℃。这个结果与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周初温暖的气候不久就恶化了，汉江在公元前903年和897年就两次结冰。但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81年）又和暖了。《左传》中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到处可以生长梅树。《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无梅树了。而且在商周时期，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因当时不知有醋。这说明梅树的普遍性。战国秦汉时期，气候继续暖和。清初的张标研究了秦朝《吕氏春秋》中的物候资料，认为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分布，如桔在江陵（四川），桑在齐鲁（山东），竹在渭川（陕西），漆在陈夏（今河南南部）。这些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都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筐盛石子来堵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竹子的繁茂。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但冷的时间不长。当时，河南南部的桔和柑还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公元155—220）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桔，已经不能结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4月份降霜，估计那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2℃。南北朝时（公元420—579年），南京覆舟山筑有冰房，是用以保存食物新鲜的。那时南京的冬天应比现在要冷2℃，才能提供储藏需用的冰块。约在公元533—544年出版的《齐民要术》，总结了六朝以前中国农业最全面的知识。根据这本书，当时黄河以北阳历4月中旬杏花盛开，5月初旬桑树生叶，与现在相比约迟了两周到四周。此外，书中还讲到当时黄河流域石榴树过冬要“以蒲藁裹而缠之”，也表明六世纪上半叶比现在冷。
隋唐时代（公元581—907年）中，在第七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了。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八世纪初和九世纪的初和中期，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公元751年皇宫中柑桔结实，公元841—847年也有过结实的记录。柑桔只能抵抗—8℃的低温，而现在的西安几乎每年的绝对最低温度都在—8℃以下。到公元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了。宋朝诗人苏轼（公元1036—1101年）有“关中幸无梅”的诗句。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嘲笑北方人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的句子。从这种物候的常识，就可知道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还可以通车。太湖和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落雪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的历史记载，从公元1131—1260年，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4月9日，比十二世纪以前十年的最晚春雪约推迟一个月。公元1153—1155年，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公元1170年阳历10月，北京西山遍地皆雪。现在，这种现象是罕见的了。福州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一千多年来，曾有两次荔枝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1178年，均在十二世纪。
日本的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九世纪，均有日期的记载，从而保留了一份物候记录。这个樱花开放时期，以第九世纪为最早，第十二世纪为最迟。
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又开始回暖。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没有冰和雪。这个时候，北京的杏花也是在清明开放，与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因为自隋唐在河内（今河南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设立的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在宋元两代断断续续，直到明朝（公元1368—1644年）末年才完全停止。从此，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
十三世纪初和中期的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据收集到的记载，公元1309年，无锡一带运河结冰。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数尺，桔树再次冻死。1351年阳历11月黄河在山东境内就有冰块顺流而下，而近年河南和山东到12月时黄河才出现冰块。当时家燕在北京是4月末来，8月初去，同现在物候记录相比，来去各晚早一周。可见，十四世纪比十三世纪和现时为冷。日本樱花物候也有同样的反映。
公元1221年丘处机从北京出发去中亚见成吉思汗，曾路过新疆赛里木湖。他称之为“天池”。他说，湖的四周有山环抱，山上盖雪，影映湖中。但是，现在那些山峰上已无雪了。那些山峰高约三千五百米，说明那时雪线在三千五百米以下。现代天山这部分的雪线位于三千七百至四千二百米，则十三世纪的雪线大约比现在低二百至五百米。在欧洲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1350年开始；在德意志、奥地利地区，1429—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1430年、1550年和1590年的歉收，也与天气寒冷有关。由此可见，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
近人曾经根据六百六十五种方志统计了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的结冰年代（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及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数（十六世纪开始）。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我国温暖冬季是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间。寒冷冬季是在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间。以世纪来分，则以十七世纪最冷，十九世纪次之。
这个结果与日本诹访湖（北纬36°，东经138°）的结冰日数相比较，是近乎一致的。只是日本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提早四分之一世纪。
上面谈到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冬季是相对寒冷的，最冷的是十七世纪，特别是公元1650—1700年间。例如，江西的桔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在这五十年期间，太湖、汉江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二次。我国热带地区，冰雪也极频繁。湖北沙市在1608—1617年记载有过桃、杏、丁香、海棠等开花日期，与今日武昌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1655年间北京物候记载与现在相比，也要差迟一、二星期。并且根据当时旅行记录，年11月18日天津运河已冰冻，不能通航，只得乘车到北京；1656年返程时，北京运河是3月5日解冻的。因此可以估计当时封冻期为一百零七天，而目前冰冻期只有五十六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估算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左右。仪器观测时期
清代（公元1644—1910年）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有过雨日的记载，根据秋季初次降雪到春节末次降雪的平均日期，得出结论是，1801—1850年间比其前的1751—1800年间和其后的1851—1900年间为温暖。这与上节资料是相符合的。
根据上海气温的趋势，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气候寒冷，1897年左右冬季温度达到平均值，随后在平均值以上约十四年。约在1910—1928年，温度又逐渐下降到平均值以下。然后升高，1945—1950年超出平均值0．6℃。此后，温度逐渐降低，1960年回到平均值。在这期间，天津的冬季温度趋势，也与上海类似，但顶峰和底点比上海早几年到来，幅度也较大；而香港的曲线波动顶峰和底点则比上海迟滞，幅度也较小。上海八十多年的气候变幅，在0．5—1℃上下摆动。这种摆动直接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生产，间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以及影响农业操作和农业生产。
中国近八十年以来的温度变迁，已使天山雪线和冰川进退受到了影响。根据中国科学院冰川队的调查，证明在1910—1960的五十年间，由于气温升高了，天山雪线上升四十至五十米，西部冰川舌后退五百至一千米。东部天山冰川舌后退二百至四百米。同时，森林上限也升高一点。因为发现有新鲜的冰川堆积物，无论是在风化程度还是在土壤、植被发展方面，都明显地区别于古老的冰川堆积，所以可以认为现在覆盖在天山高峰的冰川是历史时代（即1100—1900年寒冷期）的产物，而不是第四纪冰川期的残余。
本文可导致下列初步性结论：
（一）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原始氏族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
（二）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2℃。
（三）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
（四）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我们把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与中国的作一对比，发现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由于一地的雪线升降与温度有一定关系，将我们的结果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也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只是公元前400年（战国时代），挪威出现过一个中国所没有的寒冷时期。
最近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在格陵兰岛上的冰川块中，以○的18次方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的升降与本文结果是一致的。此外，三千年前中国有一个寒冷时期，在格陵兰有○的18次方方法也得出了同样的反映。
本文主要是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的18次方和○的16次方的比例来测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气温是近代的方法，而两种途径得出的结果竟能大体符合，这也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我们若能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是可以得出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