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乌拉圭的经济怎样
应该没有，南美经济最好的就是巴西，也只是个发展中国家，其次是阿根廷
2、《经济学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和一年前低调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相比，人们对下周在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更加失去信心。一方面是由于去年的峰会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是因为公众的期望急转而下。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之后，更多的人认为各国难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也许几次反常的气候灾难之后能够有助于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难以在气候问题上达成一致并不意味着无动于衷。进化史上，生物不断地努力适应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不幸地是适应往往以大规模的死亡告终。人类比大多数物种都幸运，我们能够思考并应对将要发生的变化。面对现在气候变化的局势，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虽然目前削减排放量的步伐稳健，但截至本世纪末，地球温度很有可能将比工业革命时代早期高出至少3摄氏度。热浪袭击已经成为家常便饭。生物系统将随气候变化而改变，可能导致物种濒危。降雨将在一些地区加强，带来洪水灾害；而在干旱地区，旱灾的问题加重，也许使这些地区荒漠化。两级冰川将在夏天时加速融化，将导致冻土无常变化和海平面的持续上升。气候的变化无疑将给大部分地区带来灾难，干旱和洪水涂炭生灵无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一些人认为最好的保护全球变暖的方式就是全球经济的繁荣。面对气候的变化，人们可以搬迁或种植另一种农作物。随着人们更加富裕和健康，才能够有能力承担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投资发明新的农业技术和迁移到更加适宜居住的地区。发达的经济体对于农业的依赖更少，从而不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经济发展并不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决气候问题。不少发展中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气候变化的问题并不能够阻止他们经济发展的步伐。对于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应该在解决气候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帮助贫穷国家发展。这不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出于公平。毕竟发达国家是现在的气候问题的罪魁祸首。此外，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气候问题还有另一弊端。虽然经济发展能够保护贫穷国家免受气候灾难，但是也许会加速气候问题的恶化。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面对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可以伸出援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能源技术。这将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需求从风能、水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中得到满足。除了鼓励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以外，政府还需要格外注意基础建设、移民安置和食物供给三方面。荷兰在预防洪水灾害上有几百年的经验，已经计划进行基础设施以减少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洪水灾害。此外，政府需要评估气候变化将给城市带来的影响，包括高温、强降雨、严重飓风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而且，随着气候问题的加剧，人们可能需要移民安置到其他的国家，发达国家可以吸纳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对于易受气候影响的脆弱地区，比如佛罗里达州海岸地区，政府应该减少对这些地区的保险补贴，鼓励人们搬离脆弱地区。食物供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应对气候的变化，人们需要更多抗旱的农作物种子，这就需要基因技术和政府的资助。除了种子以外，还需要更好的土壤保护、种植技术和天气预报。全球农作物市场应该努力向更加稳健的方向发展，以确保稳定的食物供给，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在废除农业保护主义上达成共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确保人们成功控制气候的变化，这仍然是人类史上最疯狂的一次实验。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温度计的汞还将持续上升，人类只能竭力和气候问题斗争。（安吉）
3、乌拉圭属于什么气候类型
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其特征是终年有雨,温和湿润,四季变化平缓,地区间温差不大 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
4、乌拉圭经济到底怎么样？
1.这6个国家排序:
总GDP:巴西 印度 韩国 泰国 乌拉圭 朝鲜(大约比朝鲜多50亿美元,远落后于其他几个国家)
人均GDP:韩国 乌拉圭 巴西 泰国 朝鲜 印度(大约比韩国少10000美元,比巴西多2000美元)
乌拉圭国内市场不大,经济主要依存于与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贸易.物价水平为南美洲最高.19世纪曾经靠输出羊毛和牛肉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1930年代重工业化的失败和世界对畜产品需求的减少,导致朝鲜战争之后,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状态
2.几乎没有
5、气候变化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气候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处影响！
最新公布的科学调查报告显示，环境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突出。英国灾难紧急救援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蒂尔基金会近日发表一份报告说，受环境问题影响，伞球已有25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数字将在50年内增加到2亿。
6、各国关于治理气候变化付出的代价
缓解气候变化与经济持续发展注定势不两立吗？在许多人眼里恐怕是的。但清华大学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驳。
《中国与新气候经济》报告认为，中国可以在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同时实现减排和减少大气污染。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中国提出的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
值的目标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不仅可控制在GDP的1%之内，还可为环境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带来显著的协同效应。
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并非两难选择
“现在有个广泛的想法是，在经济增长和减缓气候风险之间只能二选一。”墨西哥前总统、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卡尔德隆在11月14日举行的报告发布
会上表示，“但我们通过一年多的研究发现，这并不是两难的抉择。中国可以在创造就业、减少贫困的同时，减少威胁到未来的碳排放。”
的确，在许多人眼里，经济的增长、工业的繁荣绕不开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颇具雄心的减排目标意味着扼住发展的咽喉。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更是成为许多国家搁置减排行动的借口。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11月12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布，美方的新减排目标立即遭到了参众两院领袖的抵制，指责这是美国“就业粉碎政策”并将带来
毁灭性打击。即使是在中国，也不乏对“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标的担心，设置了碳排放“天花板”，是否会使本就增长放缓的中国经济进一步受
限？
对此，《中国与新气候经济》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30年回落至5%，增长前景取决于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提高部分抵消资源约束的负面作用。报告着重分析了一类情景——在加速减排的情景下，中国的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停止增长并尽快开始下降，2030年单位GDP的排放强度将比2020年降低约58%。
在这一情景下，中国可以极大减少对化石能源和进口能源的依赖，在不增加能源成本的前提下改善能源结构，增强经济对能源价格变动的韧性。同时，结合更加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中国绝大多数的空气质量可以达标。
最重要的是，若政策设计得当，在税收中性的假设下，可以把成本控制在GDP的1%之内。如果考虑到加速减排产生的环境和健康效益，相当一部分经济成本可以被抵消。
低碳发展路径
事实上，这种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乐观言论并非一家之辞。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的工作文件同样宣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实际上还可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经济增长与气候行动不可调和的想法表面看来既精明又现实，但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误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今年9月为《纽约时报》撰文时指出，“超
越阻碍拯救地球行动的特殊利益与意识形态，我们就会发现抗击气候变化行动比几乎所有人想像得都廉价而简单。”原因在于，一是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已大幅下降，
二是碳排放定价会产生很大的“协同效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文件称，最重要的协同效益涉及公共卫生领域：燃煤会引起多种呼吸系统疾病，进而推高医疗成本，降低生产率，如果限制燃煤，医疗成本便会降低，并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对此，《中国与新气候经济》也持有类似看法。该报告建议，以渐进增强的方式，在产能过剩的高耗能行业和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首先引入总量减排目标，并逐步
扩展成覆盖所有行业和地区的全经济范围的总量减排目标。其中，应首先引入煤炭消费总量限制，煤炭消费总量应在2020年后停止增长并尽快实现绝对下降。
这一渐进增强的建议也适用于碳价政策。通过价格改革使化石燃料价格体现隐藏的外部环境成本，逐步建立有利于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
“按照我们目前的节能减排政策和力度，到2030年是不可能实现峰值的，可能还会推后。我们现在确立2030年达到峰值，必须更大力度地推进节能减排措施。这
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比过去更强有力的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节约能源和能源替代。”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
坤当日表示，减排目标的建立有利于形成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的倒逼机制，催生更灵活、更强有力的减排措施。
何建坤称，2030年若GDP增速回落到5%，能源消费增长却有1-2%左右，只能靠大力发展新能源来满足新增加能源的需要。“在2030年左右，中国每年
新投产的百万千瓦核电站要达到8-10台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有1000万千瓦左右的核电站投入。每年可能要有上千万千瓦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站投入，这样才
能用新能源来支持经济的增长。中国要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要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努力和投入。”
7、为什么说关注全球气候变化是举世的重大环境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人们重视，现在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的环境问题。
1972年以来，联合国召开的一些世界性的会议，都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中心议题。世界气象组织在《气候变迁声明》中，要求各国政府关注气候大幅度变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美国《研究气候变动的行动计划》，提倡把1980-2000年这一段气候多变时期，定为“国际气候二十年”，并强调：“本世纪，全球性的粮食生产和人口分布，与气候变动是有联系的。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必将使经济和社会发生世界规模的调整”。
1978年美国在《公元2000年的气候预测》中，提出了未来气候变化的5种估计方案，并估算了气候变化对某些国家农业生产的影响。在1985年10月奥地利菲拉赫国际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认为，到2030年左右，大气中二氧化碳及其他具有温室效应的气体，可达到20世纪工业发达前二氧化碳含量的二倍，从而导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升高1.5～4.5℃，气候的重大变化将会改变农业生产的格局。
1987年，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气象组织根据其成员国的要求，决定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即IPCC，以开展气候变化本身及其影响评价两方面的研究。1988年，在加拿大召开了“变化中的大气层对全球安全影响”的世界大会，有4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官员与科学家出席了会议，在一项联合声明中指出：“人类正在进行一次失去控制的、影响全球的试验，其严重后果仅次于一次世界大战。”
20世纪地球盛会之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再次组织了全世界上千个科学家，分温室气体和气候预测、影响和对策评价、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等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编写了1995年第二次评价报告。
报告指出，若在目前有对温室气体采取减排措施的前提下，考虑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共同作用，今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内，全球平均气温将每10年升高0.2℃；21世纪末温度将升高1～3.5℃，海平面可能升高15～95厘米。尽管这种预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全球气候变化会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适应气候变化要花费人类巨额代价这一观念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极为关注。1990年国家科委发表了《气候》蓝皮书，全面总结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鉴于“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的国际背景，在国家科委组织的国家“八五”、“九五”攻关项目中，都列入了“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的内容。
8、雾霾天里，“气候经济学之父”在上海说了啥
3月18日，被誉为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奠基人、“气候经济学之父”的尼古拉斯·斯特恩受邀做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问学讲堂”，聚焦【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经济“新常态”】这一热点话题并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现在看来，十年前我测算的温度和GDP的关系，可能还是非常保守的，还低估了气候变暖对经济带来的威胁。”
十年后的3月18日，在黄色预警的雾霾天里，这位气候经济学之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到上海做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表达了担忧。
到达上海的前一天，斯特恩先抵达北京，他特别注意到当天PM2.5到达了300了。“这是灾难性的。”斯特恩认为，气候变暖和空气污染虽然不是一回事，但都和燃烧化石燃料直接相关，“最近在印度德里，我看到了相似的，而且更糟糕的情况，身处糟糕的空气，就像每天吸20到30包烟一样，燃烧化石燃料确实会在每一年伤害很多人，数以百万计。”斯特恩说。
虽然忧心忡忡，但斯特恩认为和十年前的悲观相比，他的心态已经有了积极变化。他认为过去十年中太阳能、风能等一些清洁能源的应用，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越来越多得引领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过去十年，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下降了90%，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特恩还指出，曾经的每一次气候峰会，都让他感到失望，唯独去年的巴黎峰会，成果远超预期。“它让我看到了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的迹象，尤其是中国政府，让我觉得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很强的责任感。”
刚刚发布的中国“十三五”规划，有专门章节提到应对气候变暖、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内容。斯特恩表示，中国的行动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地方环境污染、地方自然资源压力、产业政策、竞争力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是相关的。“总体而言，中国一直能比较成功地通过五年规划来制定和实施宏伟的经济目标和气候目标，因此中国的气候行动是具有可信度的。”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当前经济的时候，应当及时与如何发展低碳、效益及气候适应结合起来。
“其实煤炭的成本很高，尤其是放在环境成本这个角度来说。”斯特恩建议中国应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及时抛弃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低碳经济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对此，斯特恩还算了一笔账，当前美国市场1吨煤的价格是50美元每吨，燃烧1吨煤产生的碳排放，在美国的市场需要排放者承担20美元，因此燃烧1吨燃煤的成本是70美元，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还会越来越高。而发展低碳经济，现在风能、太阳能的成本已经在一些地区比煤炭更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会随着低碳经济发展，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