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看待中国的气候谈判
1、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活动及履约谈判
作为拥有全球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正在快速崛起的世界大国双重角色的我国,要在全面加入发达国家所主导建立的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体系的同时,积极致力于发挥大国的制度构建作用,使国际制度处于正常有序的运转状态和利益分配的公正状态,在相对公正和稳定的国际合作中维护和促进我国的日益全球性的国家利益.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维护国家利益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积极主动地参加下一个议定书的制定以及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有关研究报告的起草,使其最大限度地符合自身利益,为经济建设创造更加灵活的空间.因此,首先必须应该明确的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气候公约的谈判进程,不断增强参与的程度,提高参与的能力,力争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应当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立场.当然,中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活动及履约谈判的首要任务,是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而争取应有的发展权,即为未来的和平发展争取必需的排放空间.同时,中国还应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外交,争取更多的盟友,以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引导气候谈判的方向.其中包括加强同七十七国集团以及绿色和平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在此过程中,我国应当加强对外正面宣传,改善我国环境形象,进一步争取更大的主动.
2、坚持新的国家主权观,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有机结合
根据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及其国际法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为了在此问题上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利益,我国应当树立兼顾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新型国家主权观.这应是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指导思想.
虽然气候问题的出现突破了主权国家的限制,但在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始终没有变.在下一步的谈判中,中国应坚持主权原则,强调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人民一样,都享有相同的发展权.因此,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时,应当确保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为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而加快发展的权利,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资源之间的协调,坚持不承诺、不承担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的谈判立场.
另一方面,根据国际习惯法规则,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每个国家都对缓解气候变化、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实践中,随着我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的现实,我国在新一轮谈判中承担限排义务的压力日渐增加.因此,我国坚持发展本国经济的发展权利而规避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在实践中也会将自己引入死胡同.对此,我国也应当根据人类共同利益的要求,在气候变化问题的主权行使方面采取积极协作的态度,选择一种既促进发展目标又降低排放增长速度的方式来参与全球限排行动.这样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2、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说：“温室气体排放不能只看眼前，不看历史：不能只看总量，不看人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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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曾预言过中国哪些大地震
以下是李四光毕生精力研究的地震带,从区域看，很多位置都处于地震带上，我在太原，和临汾一样，虽然不在李四光预言的四大地震带，但是也在普通地震带上。除了太行山沿线相对比较不稳定，其他地方都还行，不要担心太多，北方城市里的房子比南方抗震性要强很多。
李四光说的四大地震带是哪四大地震？
我国有四大地震带,它们是:1,东南部的台湾和福建沿海；2,华北的太行山沿线和京津唐地区；3,西南青藏高原和它边缘的四川,云南两省西部；4,西部的新疆,甘肃和宁夏。
地质学家李四光预测的地震带是哪些？
我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五个地区的23条地震带上。
这五个地区是：
①台湾省及其附近海域；
②西南地区，主要是西藏、四川西部和云南中西部；
③西北地区，主要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宁夏、天山南北麓；
④华北地区，主要在太行山两侧、汾渭河谷、阴山-燕山一带、山东中部和渤海湾；
⑤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我国的台湾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西藏、新疆、云南、四川、青海等省区位于喜马拉雅-地中海地震带上，其他省区处于相关的地震带上。
华北地震区共分四个地震带。
(1)郯城-营口地震带。包括从宿迁至铁岭的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大部或部分地区。是我国东部大陆区一条强烈地震活动带。1668年山东郯城8.5级地震、1969年渤海7.4级地震、1974年海城7.4级地震就发生在这个地震带上，据记载，本带共发生4.7级以上地震60余次。其中7－7.9级地震6次；8级以上地震1次。
(2)华北平原地震带。南界大致位于新乡-蚌埠一线，北界位于燕山南侧，西界位于太行山东侧，东界位于下辽河－辽东湾拗陷的西缘，向南延到天津东南，经济南东边达宿州一带。是对京、津、唐地区威胁最大的地震带。1679年河北三河8.0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就发生在这个带上。据统计，本带共发生4.7级以上地震140多次。其中7－7.9级地震5次；8级以上地震1次。
(3)汾渭地震带。北起河北宣化－怀安盆地、怀来－延庆盆地，向南经阳原盆地、蔚县盆地、大同盆地、忻定盆地、灵丘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至渭河盆地。是我国东部又一个强烈地震活动带。1303年山西洪洞8.0级地震、1556年陕西华县8.0级地震都发生在这个带上。1998年1月张北6.2级地震也在这个带的附近。有记载以来，本地震带内共发生4.7级以上地震160次左右。其中7－7.9级地震7次；8级以上地震2次。
(4)银川－河套地震带。位于河套地区西部和北部的银川、乌达、磴口至呼和浩特以西的部分地区。1739年宁夏银川8.0级地震就发生在这个带上。本地震带内，历史地震记载始于公元849年，由于历史记载缺失较多，据已有资料，本带共记载4.7级以上地震40次左右。其中6－6.9级地震9次；8级地震1次。
4、中国当代地质专家
中国当代的地质学家主要是：
李廷栋（1930年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区域地质学家）
李继亮（1939年生，我国著名的沉积与大地构造学家）
再早一点的主要有：
李四光（1889年生，1971去世。蒙古族，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之一）
刘东生（1917年生，2008年3月去世。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5、中国专家有没有能力测出地震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滕吉文称，地震预报存在三大困难：
一是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迄今最深的钻井是前苏联科拉半岛的超深钻井，达12公里，和地球平均半径6370公里相比还是“皮毛”，还是解决不了直接对震源进行观测的问题。
学界对地震的描述还停留在李四光给下的定性表述“当地下能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爆发”，但是并没有量的表述。也就是说，并不知道能量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引发地震。地震的临界点是聚集多少能量，短时间内根本解决不了，也没有理论支撑，地震科学家们把这种现状形象地比喻为还处于对地球了解的婴儿时期。而在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看来，地震发生机理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无法钻入地底下一查究竟，正如上天易入地难。
二是大地震的非频发性。迄今对大地震之前的前兆现象的研究仍然处于对各个震例进行总结研究阶段，缺乏建立地震发生的理论所必需的切实可靠的经验规律。
三是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地震过程是高度非线性的、极为复杂的物理过程。地震前兆出现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可能与地震震源区地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地震过程的高度非线性、复杂性密切相关。
如果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些民间的研究，有预测成功的案例，
6、地质专家李四光在中国的资料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李四光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
李四光与毛泽东主席
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中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中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李四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李四光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
李四光（电影）
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来告诉他的女儿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李四光讲了些什么。李四光刚到家，家里人便都急着问李四光。 李四光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李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部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理资料，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7、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有哪些？
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有：李四光、刘东生、孙枢、李廷栋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1971年4月29日)，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李四光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教务长兼地矿系主任。
刘东生，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1917年11月22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学籍）地质地理气象系，后来又旁听生物系的课程。1944年先后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地质部工程师，从事矿产勘探和工程地质工作。1949年南京大学生物系肄业（原中央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吉林大学兼职教授。1958年，他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次，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奠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学说”。
孙枢(1933年7月23日-)，中国地质学家。出生于江苏金坛市。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198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所长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
李廷栋，区域地质学家、地质编图专家，大地构造专家、地质科技管理专家。历任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制图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洋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副理事长，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岩石圈计划喜马拉雅协调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地质矿产部科技司司长，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曾任长春科技大学名誉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