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

1、中国代表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和世界纪念的日子。本人曾有幸作为中国重返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经历了难忘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在纪念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35周年的时候，抚今追昔，浮想联翩，感慨良多。

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通过绝非偶然，这是世界进步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非法剥夺了22年。然而，这22年又是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22年。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一大批亚非国家取得了独立加入了联合国。没有这批国家的加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视为自己的事。他们敢于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这股正气就是世界走向进步的反映。

美国在26届联大上顽固地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基辛格博士1971年7月访华，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问中国这一行动有力地促进了恢复中国代表权斗争的胜利。

联合国需要中国。联合国是以自己的普遍性而自豪的，然而，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不在联合国里，联合国有什么普遍性可言？世界面临着众多的问题，需要联合国发挥作用。如果联合国缺少中国这一块，显然在应对世界上大的问题时缺少了有力的支撑。

中国也需要联合国。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如果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没有得到恢复，怎么又说得上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在毛主席逝世之后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对我们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有极大的好处。中国外交的舞台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的时期里是很狭窄的。1971年10月24日前，与中国建交国仅为64国，然而，1971年第2758号决议通过后，中国的外交舞台迅速扩大到了全世界。今天，与中国建交的达到169国，100多个国家是在我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与我建交的。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开放，我重返联合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与我发展关系，这就为我后来的开放政策创造了良好条件。

冷战结束之后，联合国的作用在上升，这是毋庸置疑的。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打响了伊拉克战争，有人对联合国的作用产生了怀疑。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一个国家，无论它如何强大，都无法单独解决世界上的重大问题。伊拉克战争以来，在不少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也不得不更多地借重联合国，就证明了这一点。要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协调行动；国际社会的协调行动是妥善应对和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条件。

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需要联合国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意义重大：
1、占世界1/4的人口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了发言权。
2、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全世界承认，承认为合法国体。
3、我国一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不分强弱，不分贫富，一律平等，为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使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
4、我国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了一支重要力量。促使全世界向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
向有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向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2、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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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什么决议令中国代表团团长开怀大笑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1971年10月，纽约时间25日晚上（北京时间26日上午），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以及一切所属机构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驱逐出去的提案，形成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顿时，在美国纽约东河河畔的联合国总部会议大厅里沸腾起来，那些与我国建交的或是友好国家的代表都激动地站起来高声欢呼，忘情地握手和拥抱，一些国家的代表还兴奋地唱起歌、跳起舞来。

4、联合国巴黎气候会议中国代表被逐出过会场吗

以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在联合国巴黎气候会议中国代表被逐出会场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即使有，我们国人就应该高兴，因为，我国官员一定是在坚定的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即使有，国家肯定会对某些国家进行报复的。

5、中国驻联合国历届代表人员名单

截止2019年10月

1、黄华（Huang Hua）1971年11月—1976年10月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外交部部长，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2、陈楚（Chen Chu）1977年5月—1980年6月

1972年11月至12月，陈楚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1973年4月至1976年12月，出任首任中国驻日本大使。1977年5月至1980年6月，他接替黄华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3、凌青（Ling Qing）1980年8月—1985年6月

1980年后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并四次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在1981年第36届联大上，秘书长的选举特别令人注目。他奉命支持坦桑尼亚外长萨利姆，运用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否决瓦尔德海姆的提名达十六次之多，创历史记录，态度之强硬令人吃惊。

4、李鹿野（Li Luye）1985年8月—1990年5月

李鹿野大使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于1980年，参加过联大第11次特别会议。在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李鹿野大使曾任中国出席第40、41、42、43和44届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并曾于1986年1月、87年5月、88年8月、89年11月先后担任过安理会主席。

5、李道豫（Li Daoyu）1990年2月—1993年2月

1932年8月出生，安徽合肥市人。李鸿章的从孙。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大使。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国际司科员、副处长，中国驻美国大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6、李肇星（Li Zhaoxing）1992年12月—1995年5月

7、秦华孙（Qin Huasun）1995年2月—2000年2月

8、王英凡（Wang Yingfan）1999年10月—2003年6月

9、王光亚（Wang Guangya）2003年4月—2008年

10、张业遂（Zhang Yesui）2008年—2010年2月

11、李保东（Li Baodong）2010年2月—2013年7月

12、刘结一（Liu Jieyi）2013年8月—2017年9月

13、马朝旭（Ma Zhaoxu）2018年1月— 2019年7月 

14、张军（Zhang Jun）2019年7月起 

6、巴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将给中国刮来什么风

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今年12月在法国巴黎正式召开，该会议将针对气候失常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一项“有目标、有约束力”的协议。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能源消耗总量持续增加的阶段，如何能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兑现减排承诺，已成为中国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
气候大会：庄重承诺背后的大国责任
作为本届气候大会的主办国，法国为会议提出了四大目标：一是与会的196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一份控温普遍协议，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二是邀请气候大会参与国发表各国的减排贡献;三是要集中讨论融资与技术转让问题;四是吸纳非国家政府类参与者为各国的气候政策提供有效的补充与支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责无旁贷，并已在国际社会中做出承诺。
今年6月份，中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确定了中国2020年和2030年的行动目标：2020年的目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2030年行动目标是，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表示欢迎，称中国的行动营造了积极势头，对今年底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协议具有重要意义。
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自2005年以来，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左右。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33.8%，相当于减少34.59亿吨二氧化碳排放，2011至2014年中国碳强度累计下降15.8%，有望超额完成“十二五”17%的规划目标。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份文件也反映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努力，体现了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责任担当，”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主任李俊峰说，“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李俊峰举例说，控制碳排放，中国面对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把煤炭消费控制住，中国电力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的50%，如果未来更多的煤用于发电，该比例将会升至70%。中国现在约有9.6亿千瓦的燃煤发电厂，如果再增加3-4亿千瓦，那么当2030年中国达到排放峰值时，这些发电厂的平均年龄只有15年，这些装备显然还处于壮年期。而为了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如何淘汰这些“壮年期”的设备，从各个方面都是很艰难的选择。
同时，中国将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能耗增速趋缓，部分高耗能产品产量将达到峰值。但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建筑、交通、居民生活用能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解振华指出，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碳排放和能源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领域。中国将在城镇化指导思想上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加强总体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和政策支持，以避免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碳排放的锁定效应。
可再生能源迎来战略机遇期
说起应对气候变化，人们首先会想到节能减排、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制约着化石能源的使用。如何实现中国“以煤为主”能源结构的转型，已成为中国实现减排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表示，到2050年，预计中国每年人均消耗能源将达到5吨标准煤，全国能源需求将达到70亿吨标准煤。如果按照目前的能源结构，预计届时每年煤炭的消耗量将达到65亿吨，为现在的两倍。因此，以煤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资源不可持续、环境难以承载。
“我们必须降低煤炭消费量，大规模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这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战略考虑。”梁志鹏说。
2014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量位居世界首位。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经达到了4.4亿千瓦，占全国总电力装机的32%，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为1.3万亿度电，占总发电量的23%。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可再生能源比重为10%。
中国在“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中提出，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将分别达到15%和20%左右。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据李俊峰预计，到2030年，我国能源需求至少将达到60亿吨标准煤，而可再生能源比例要占20%，即要达到12亿吨标准煤。其中核电占5%，到时中国至少需要约1.3万亿千瓦时的核电，而现在只有1,200亿千瓦时，这意味着此间核电发电量需要增加10倍。同时，预计太阳能和风能将达到10-12亿千瓦，而现在只有1亿千瓦，也需要10-12倍。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中心研究员时璟丽指出，我国提出2030年非化石能源要达到20%的目标，对于核电、水电、生物发电等或多或少有限制性的因素。而能够通过相应的机制和政策，可以显著影响规模和布局的领域就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我们觉得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目标的关键就是风、光这两个区域。其中，太阳能发电的规模至少会达到5亿千瓦，这是在充分论证资源、电网条件以及消纳条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时璟丽说。
“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风能资源总量约达到70亿千瓦，而我国70%以上的地区对于太阳能发电来说都是优良的、可以使用太阳能的地区，所以说从资源量上来说，可再生能源能够满足需求是毫无疑问的。”梁志鹏说。
节能——中国的第一大“能源”
犹如一对孪生兄弟，减排，自然少不了节能。破解能源约束困境，除了拓宽能源开发渠道之外，自然也要注重节约。
“中国推进能源消费革命，首先要树立节能是‘第一能源’、节约就是增加资源的理念，始终把节约优先放在能源战略的首要位置加以重视。”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巡视员冯良说。
解振华表示，通过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工业、建筑、交通、生活消费等领域大力推进节能、提高能效，同时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森林碳汇，积极开展试点示范，中国在节能减碳取得显著成效。
发改委数据显示，在“十一五”节能目标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十二五”的前四年，中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13.4%，实现节约6亿吨标准煤，以能源消费年均4.3%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8.1%的增长，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十二五”前四年的0.53。
但是，现阶段中国能源消费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节约意识不强，节能优先战略思想尚未融入到全社会发展的各领域;二是整体能效水平不高，“两高一资”行业的能耗比重过高，高附加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待进一步发展;三是节能改造、能源消费自动管控等技术水平不高，能源利用方式比较粗放;四是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难以推动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主动节能。
对此，冯良提出，未来要大力推动能源消费的四个革命：即能源消费理念革命、能源效率革命、能源利用方式革命和节能管理体制革命。
“必须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定调整产业结构，高度重视城镇化节能，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冯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