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应对全球变暖，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参与者，至今已与97个国家签署了103个环保方面的协议，广泛参与环保科研、技术、政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于2007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于2008年10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各国联手，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相关条款，提高能源能效，开发新能源，节能减排。由于发展中国家受资金、技术制约，抗风险能力较弱，受气候变暖的影响也较大。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环保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有着较大优势，因此有必要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
2、中美两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具体的说不太明白，以下是一则新闻的转载：【《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全球气候变化是个大课题，中美两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如何以两国最高层领导人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合作应对气候挑战？
2月3日，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密歇根大学商学院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就这个话题做了一个讲座，题目为“加强中美合作以缓解气候变暖”。李侃如同时也担任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外交政策访问学者。
李侃如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1998年－2000年），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非常熟悉。
这次讲座的内容来源于他的新书《克服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中的困难》，书是与布鲁金斯学会的David Sandalow合写的。他说，他的书以中英文同时出版，希望影响高层决策者。
全球难题
李侃如首先说明，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紧迫但又非常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三四年前被科学家认为均值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最保守的估计，以前被认为是最悲观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为广泛接受的均值。现在不努力解决的后果就是恶性循环，环境破坏会愈演愈烈。
但是解决气候问题非常困难。问题是全球性的，但决策个体是国家政府；成本是现在支出的（先任政府），但好处是很多年以后的（后人的政绩）；努力是区域性的，但好处很有可能是另一个区域的（由于风、空气的流动性）。所以，我们现在的体制不适合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像美国的医疗体制，每个人都承认现在的体制失灵了，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谁也改变不了现在的体制，解决这类棘手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是排碳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各占世界的20％以上。从20世纪初算起，美国的排放总量是最大的，但现在每年的排放量已经基本停止增长了。中国历史上的排量很小，但每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可观。
中国的中央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减排工作，例如每升汽油的里程数要求很高，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力度不够，动力不强。美国的情况正相反，联邦政府的动力不足，布什政府尤其如此，但地方政府在减排方面做了很多努力；30多个州都在各自执行《京都条约》（Kyoto Protocal），但由于没有州与州之间的协调，标准不一。
由于缺少最高层的合作和协调，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努力知之甚少。所以美国国会的声音经常是，“如果中国不减排，我们不能单方减排。如果我们单方减排就意味着我们的生产成本上升和产品价格上升；我们的产品价格上升就意味着失去国际竞争力。”
中国的惯性思维则是，美国从长远来说不希望看到一个富强的中国，所以想方设法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减排就是其中一个理由。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直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才是“现代化”，美国不能阻止他们追求现代化。（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中国还指出，美国1985年制造“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让日元大幅升值，就是要阻止日本经济赶超美国。）
于是，每个国家都用对方国家努力的不足来证明自己不努力或少努力是无可厚非的。九点建议
那么，在后京都条约（post Kyoto Protocal）的环境里，中美两国高层合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能够通过合作达成一些框架性协议，这对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会有很大帮助。奥巴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与小布什截然不同，他会把碳交易的法案交国会批准，碳的价格从交易中产生。中国在美国国会政治交涉中的位置日益重要。如果中国仍然不能在减排问题上和美国做类似的贡献，那么美国国会就有可能给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加税。
所以，在李侃如看来，减排方面的合作是最认真严肃的合作，而且有必要提到两国最高层领导人工作日程的最前列，而这需要两国有意识地减少长期潜在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
他回忆说，在白宫工作期间，克林顿总统让他学到的第一个经验是：对任何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都是国内问题；当你的政策建议有悖于他想解决的国内问题时，无论你的建议多么入情入理，他都不可能接受你的建议。所以，任何关于外交政策的建议，都必须是构建在领导人对国内问题的理解之上的。
对此，李侃如向两国高层领导人提出九点建议。
第一，双方领导人都公开承认对方的视角是合理的。美国领导人要承认美国历史上的排放总量是巨大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才刚刚起步，人均排放量还很小，中国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美国不能够也不应该限制中国的增长速度。中国领导人要承认气候变暖的深远影响和严重后果；承认我们必须为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着想，从现在做起，努力减排；承认美国已经有成熟的设施和汽车市场，要为减排重新设计，卷土重来，成本高昂。
第二，建立清洁能源，节约能源的框架协议，将气候变化和减排作为能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
第三，着重建立两三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具有示范效应。中国外交部的口径一直是，“你们出钱，出技术，我们用你们（国家）的钱买你们（私营企业）的技术减排，你们享受保护环境的好处。”这种想法在美国国会是绝对行不通的，不能落实任何事情。李侃如说，当他和中国科学家交流时，他们的口气和角度都非常不同，更实际、更具体、更有可行性。
第四，强调合作开发技术。美国有处理二氧化碳的一些基本技术，如固碳技术，但还没有很多实战经历和经验。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需求和市场，所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果政府能够牵头，带动私人投资，形成公私合作的模式，那么潜力无限。而且这不是“你给我一点好处，我给你一点好处（give-and-take approach）”的简单交换，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第五，加强地方与地方的交流与合作（例如，中国城市与美国城市之间），分享成功的经验，效仿成功的做法。
第六，帮助中国加强执政能力，促进信息从中央到地方五层政府之间的流动，增加透明度，让中央政府真正了解实际需要和运作中的问题。
第七，在国际谈判中，努力寻找中美之间的共同点。例如，为今年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今年秋天之前达成一些原则上的共识，那么就会增加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可能性。这种共识可以包括一步步的减排步骤，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设置在某年某年之前的减排目标。
第八，利用已有的协议。例如，前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
第九，在中美双边峰会上，把清洁能源放在议事日程的显要位置。今年中美首脑在四五个多边国际会议时有机会见面；他们通常在会议期间安排大约有一小时的双边会谈机会。如果能把气候能源问题列入谈判日程，那么就会加快中美达成原则共识的速度，为12月的哥本哈根会议做好准备。
同一天的早些时候，李侃如在美日关系系列讲座中，谈到奥巴马在亚洲的政策与挑战。他说，虽然亚洲对美国非常重要，但奥巴马在总统竞选中基本没有提到对亚洲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我们只能看出他不排外的（inclusive）、商议性的(consultative)、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实际的外交风格。
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到的外交政策，都是以国际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他在气候变化，反对核扩散，反对恐怖主义，消减贫困等方面的主张。但是美国外交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都是按照地域或行政责任划分的，不是按照这些国际问题划分的。所以，奥巴马对某个国家的具体外交政策还很难确定，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国际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目前，如果美国能够处理好国内的经济危机，加快经济复苏，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帮助。■
3、中国第一部针对全球变暖的政策方案叫什么
2015年上半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的中国国家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文件。
4、全球气候变暖中国的立场与原则 800字叙述 谢谢
“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在人为因素中，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济活动引起的。化石燃料燃烧和毁林、土地利用变化等人类活动所排放温室气体导致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温室效应增强，从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解振华援引美国橡树岭实验室的研究报告说:“自1750年以来，全球累计排放了1万多亿吨二氧化碳，其中发达国家排放约占80%。”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触目惊心，对我国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据2006年我国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业、水资源、自然生态系统和海岸带等方面，可能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南方地区洪涝灾害加重、北方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退化、生物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台风和风暴潮频发、沿海地带灾害加剧、有关重大工程建设和运营安全受到影响。 因此，国务院的这份报告给出的结论是:气候变化是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但解振华同时表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也为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重要机遇。”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2年通过，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确定了发达国家2008—2012年的量化减排指标；2007年12月达成的巴厘路线图，则确定就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分头展开谈判，并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上取得成果。 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有关专家早已指出:落实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谈判的核心是要不要坚持《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发达国家要不要继续率先减排，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 发达国家主张全球升温与工业化前相比不超过2℃，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半，要求所有国家都应当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弱化自身减排责任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及能力建设支持的义务，对发展中大国提出量化减排要求，并将气候变化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酝酿对进口产品加征碳关税。 而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当对造成气候变化承担主要责任，一是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无约束排放，二是其当前人均排放居高不下，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更是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几倍甚至几十倍。发展中国家强调《公约》的主渠道地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按巴厘路线图授权，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坚持发达国家按《议定书》继续率先大幅度量化减排，并切实兑现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将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并在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转让支持下采取符合国情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 按解振华的分析判断，总体上看，“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基本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矛盾焦点还是减排责任分担、资金提供和技术转让。” “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展显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展显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此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前，全国人大环资委一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约》；2002年，国务院核准《议定书》; 2007年，中国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温 家 宝总理亲任组长，负责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 同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煤炭法等一系列法律的贯彻实施，有效推动气候变化的应对; …… 国务院的报告强调指出:“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又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最终要靠可持续发展加以解决。” 作为我国“十一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末降低20%左右的目标确立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将意味着我国在“十一五”期间节约能源约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约15亿吨。 中国正通过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植树造林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务院在报告中以一系列数字和事实向世人展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国行动的成效: 到今年上半年，我国已关停小火电机组5407万千瓦，提前完成了“十一五”关停5000万千瓦小火电机组任务。实施“限塑令”,相当于每年可节约石油240万—300万吨，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20万—900万吨。 2008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2.5亿吨标准煤,约占一次能源的9%。水电装机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和太阳能光伏发电累计容量均居世界第一，风电装机也跃居世界第四。截至2008年底，全国农村建成户用沼气池3050万户，年产沼气约120亿立方米，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4900多万吨。 “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所必需的排放空间和对人类共有大气资源的公平使用权。”这是中国政府的认识和立场。今天，中国政府一份最新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安排悉数呈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面前: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落实到地方和行业发展规划中; 继续抓好国家方案的落实，继续以节能减排和调整能源结构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1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0%等目标;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紧密结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决策部署和相关产业振兴规划，进一步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力度，研究制定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加大绿色投资、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创造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 这份最新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中国行动安排正在接受审议，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草案亦已拟就，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和中国政府表达了一致的立场和信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保护全球气候，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竭尽努力
5、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措施有哪些？
一、是节能和提高能效,开发清洁能源,植树造林,合理使用土地（如退耕还林还草）等。
二、是改良作物品种,培育和选用抗逆品种,调整粮食产业结构和布局,发展节水农业等。
三、是加强水资源管理和调蓄,节约用水,开发空中水资源,海水淡化等。
四、是改进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立气候变化诱发疾病预警系统等。
五、是加强对海平面上升的监测,修建防护坝堤等。
6、面对全球变暖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
中国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参与者，至今已与97个国家签署了103个环保方面的协议，广泛参与环保科研、技术、政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于2007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抄国家方案》，于2008年10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各国联手zd，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相关条款，提高能源能效，开发新能源，节能减排。由于发展中国家受资金、技术制约，抗风险能力较弱，受气候变暖的影响也较大。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环保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有着较大优势，因此有必要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
7、应对全球变暖有哪些措施
世界各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2009-3-25 8:38:36
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近50年来，气温上升的脚步在加快。
据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刘洪滨博士介绍，过去100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明显升高，本世纪变暖幅度还会增大。最新观测表明，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20世纪后半叶北半球平均温度可能是近1300年中最高的。美国航天局戈达德航天研究所上月底发表的研究报告说，2008年是自185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九个最热的年份，估计下一个厄尔尼诺现象今年或明年开始形成，全球地表气温可能将在今后一两年内创下新纪录。
中国气象局科技发展司副司长巢清尘认为，全球气温持续上升，已对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在变化速率方面呈现出的特征是：北半球快于南半球，高纬度地区快于低纬度地区，冬季比夏季变化大。他还说，温室气体具有生命期，其温室效应会在几十甚至几百年后产生效应，因此其影响是深远的。预计气温升高将持续至本世纪末。
非洲国家制订行动方案
非洲大陆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近年来，由于旱灾和涝灾在非洲国家较普遍，造成粮食产量严重不足。在非洲之角及其周边地区，严重干旱造成2000多万人缺粮，许多人不得不靠救助为生。气温升高同时也影响畜牧业的发展。非洲40％的土地归牧民所有，但气温升高造成的干旱使牲畜患病率、死亡率增加。非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众以农牧业为生，因此气候变暖导致不少人陷入贫困。气候变暖还导致该地区疾病流行以及生态平衡被破坏。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越来越多非洲国家的高度关注。乌干达环境部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增加在科技和公众教育领域投资，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赞比亚总统班达最近指出，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政府的优先任务。赞比亚强调森林在吸收温室气体方面的作用，将在今年评估森林政策，同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也已在准备之中。南非自2005年以来每年都召开一次气候变化会议，有关气候变化的白皮书也将于2010年前完成，并在2012年前实施。
欧盟加大开发可再生能源
气温升高造成的极端天气和水资源紧缺正袭扰欧洲：英国遭遇了60年不遇特大洪灾；强风暴降临法国；阿尔卑斯山冰川在过去150多年消退了近200米；西班牙遭遇40年未遇的大旱，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不得不紧急调派轮船从法国买水供应居民；沙漠化威胁着伊比利亚半岛，有报告说，西班牙的气候已经开始“非洲化”；热浪和干旱引发的森林火灾频仍，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深受其害；气候变暖还影响到南欧一些地区的葡萄种植，农民不得不考虑毁掉葡萄园，到海拔更高的地区开辟新的种植区。
为应对气候变暖，欧盟准备在2013年前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加大开发可再生能源力度，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计划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到2020年把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比例提高到20%，把用于交通的生物燃料至少提高到10%，将煤、石油、天然气的消耗减少20%。西班牙拟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政府制订了“2004—2012年节约和有效利用能源战略”，已开始在工业、交通等7个方面实施节能增效计划。瑞典计划至2030年全国所有汽车都不再使用化石燃料。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确定的目标是2025年实现碳零排放。葡萄牙已建起世界上功率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电站，与同等发电量的煤动力电厂相比每年可减排近9万吨二氧化碳。德、法、意等《阿尔卑斯公约》缔约国最近也通过一项行动纲领，以应对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气候变暖。
美国出台应对措施
在美国，由于气温升高，阿拉斯加地区风暴增加，人们被迫迁往高地居住。西部山区的积雪减少，给捕鱼、水力发电、工农业用水带来负面后果。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平面在过去100年间上升了20厘米，致使26万居民和3000多公里道路成为“水灾危险区域”。预计到本世纪末，加州海平面将上升约1.4米。气候变暖造成的淡水紧缺、农业减产也是美国不得不面临的问题。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表示，如果美国不积极采取行动减缓全球变暖，美国西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淡水短缺现象将更加严重，加州的大片农场和葡萄园可能在本世纪末消失。
美国政府拟出台一整套应对措施：启动“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体系；每年确定目标，最终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水平，并到2050年再减少80%；此外，还将投资150亿美元开发清洁能源，发展安全核能与清洁煤炭技术。美国环保署将重新审议加州的请求，允许其率先实施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这将对美国10多个州产生示范效应。
中国广泛参与国际合作
中国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参与者，至今已与97个国家签署了103个环保方面的协议，广泛参与环保科研、技术、政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于2007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于2008年10月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遏制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各国联手，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相关条款，提高能源能效，开发新能源，节能减排。由于发展中国家受资金、技术制约，抗风险能力较弱，受气候变暖的影响也较大。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环保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也有着较大优势，因此有必要在技术、资金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
8、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我们中国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气候公约》明确提出，各缔约方应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发达国家缔约方应率先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气候公约》同时也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并经常更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作为履行《气候公约》的一项重要义务，中国政府特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本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中国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落实《国家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继续做出贡献。
《气候公约》第四条第7款规定：“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其在本公约下的承诺，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的有效履行，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中国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积极开展有效务实的合作，努力实施本方案。
第一部分 中国气候变化的现状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中国的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基本一致。为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通过实施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加强生态建设以及实行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一、中国气候变化的观测事实与趋势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指出，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造成的。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包括：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变暖尤其明显。从地域分布看，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气候变暖明显，长江以南地区变暖趋势不显著；从季节分布看，冬季增温最明显。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二是近百年来，中国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9毫米，但1991年到2000年略有增加。从地域分布看，华北大部分地区、西北东部和东北地区降水量明显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20～40毫米，其中华北地区最为明显；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明显增加，平均每10年增加20～60毫米。三是近50年来，中国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四是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五是中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
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家的预测结果表明：一是与2000年相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全国温度升高的幅度由南向北递增，西北和东北地区温度上升明显。预测到2030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1.9～2.3℃，西南可能上升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二是未来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其中东南沿海增幅最大。三是未来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四是中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五是中国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六是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为36.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0.7亿吨，甲烷为7.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中国有关专家初步估算，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为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扣除碳汇后的净排放量约为5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50.7亿吨，甲烷约为7.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约为3.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94年的76%上升到2004年的83%。
中国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很低，且人均排放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结果，1950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900万吨，仅占当时世界总排放量的1.31%；1950～2002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61.7吨，居世界第92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4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65吨，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33%。
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1990年中国单位GDP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5.47kgCO2/美元(2000年价)，2004年下降为2.76kgCO2/美元，下降了49.5%，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只下降了1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下降了16.1%。
三、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1990年中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构成为26.9:41.3:31.8，2005年为12.6:47.5:39.9，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电信、旅游、金融等行业，尽管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但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机械、信息、电子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提高了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较大的节能效益。1991－2005年中国以年均5.6%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0.2%的增长速度，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约为0.55。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方针，确立了节能在能源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及相关法规，制定节能专项规划，制定和实施鼓励节能的技术、经济、财税和管理政策，制定和实施能源效率标准与标识，鼓励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与推广，引进和吸收先进节能技术，建立和推行节能新机制，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和措施，有效地促进了节能工作的开展。中国万元GDP能耗由1990年的2.68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43吨标准煤(以2000年可比价计算)，年均降低4.1%；工业部门中高耗能产品的单位能耗也有了明显的下降：2004年与1990年相比，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427克标准煤下降到376克标准煤，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由997千克标准煤下降到702千克标准煤，大中型企业的水泥综合能耗由每吨201千克标准煤下降到157千克标准煤。按环比法计算，1991～2005年的15年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约8亿吨标准煤。如按照中国1994年每吨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2.277吨计算，相当于减少约18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源比重有所提高。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的比重由1990年的76.2%下降到2005年的68.9%，而石油、天然气、水电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16.6%、2.1%和5.1%，上升到2005年的21.0%、2.9%和7.2%。
到2005年底，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17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23%，年发电量为401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6.2%；户用沼气池已达到1700多万口，年产沼气约65亿立方米，建成大中型沼气工程1500多处，年产沼气约15亿立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约为200万千瓦，其中蔗渣发电约170万千瓦、垃圾发电约20万千瓦；以粮食为原料的生物燃料乙醇年生产能力约102万吨；已建成并网风电场60多个，总装机容量为126万千瓦，在偏远地区还有约20万台、总容量约4万千瓦的小型独立运行风力发电机；光伏发电的总容量约为7万千瓦，主要为偏远地区居民供电；在用太阳能热水器的总集热面积达8500万平方米。200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经达到1.66亿吨标准煤(包括大水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5%左右，相当于减排3.8亿吨二氧化碳。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0.54亿公顷，蓄积量15.05亿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2005年的18.21%。除植树造林以外，中国还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了林业作为温室气体吸收汇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绿化工作也得到了较快发展，2005年中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106万公顷，绿化覆盖率为3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7.9平方米，这部分绿地对吸收大气二氧化碳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专家估算，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净吸收约30.6亿吨二氧化碳，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二氧化碳，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二氧化碳。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2.40‰，自然增长率为5.89‰，分别比1990年低了8.66和8.50个千分点，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走完的路。通过计划生育，到2005年中国累计少出生3亿多人口，按照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的全球人均排放水平估算，仅2005年一年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3亿吨，这是中国对缓解世界人口增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2004年国务院通过了《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04-2020)》(草案)。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第一个《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2005年2月，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明确了政府、企业和用户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发电并网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专项资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05年8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这些政策性文件为进一步增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17个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为切实履行中国政府对《气候公约》的承诺，从2001年开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组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写工作，并于2004年底向《气候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正式提交了该报告。近年来中国政府还不断加强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能源综合管理，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进一步强化了对能源工作的领导。为规范和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10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颁布了经修订后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能力建设。中国政府重视并不断提高气候变化相关科研支撑能力，组织实施了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气候变化预测、影响和对策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等，开展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与预测理论研究”、“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等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国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碳收支研究”等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开展了“中国气候与海平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的研究”等重大项目研究，并组织编写了《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为国家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和参加《气候公约》谈判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还开展了一些有关清洁发展机制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项目。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在《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全民可持续发展意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