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气候

1、五千年里引起气候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

中国学者任振球和李致森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他们也把目光投向了“九星联珠”。不过，他们所指的“九星联珠”并不是九大行星在太阳的一侧大会合，而是指“地球单独处在太阳的一侧，其他行星都在太阳的另一侧，且最外两颗行星的地心张角最小的现象”。为了区别两种“九星联珠”，科学家们把前一种叫甲型“九星联珠”，后一种叫乙型“九星联珠”。

当乙型“九星联珠”出现时，地球“孤独”地呆在太阳的一侧，其他八大行星都跑到太阳的另一侧。为了维持整个太阳系的平衡，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就要扩大。当这种情况出现在冬半年时，地球的公转半径就会冬长夏短，气候自然趋冷；反之，若出现在夏半年，则引起地球公转半径夏长冬短，气候变暖。

任振球和李致森对中国过去五千年的气候变迁与乙型“九星联珠”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与理论预测一样，当“九星联珠”在冬半年时，气候变冷；当“九星联珠”在夏半年时，气候变暖；并且，最外两颗行星的地心张角越小，气候变化越大。例如，1965年1月6日（属于冬半年），乙型“九星联珠”出现，地心张角只有43°，为五千年来最小的，这前后几年气候奇冷。这段时间被科学家称作“小冰河期”、“蒙德极小期”、“明清宇宙期”等等。

这两位中国学者根据行星会合季节和张角的方程推算，距今四千年前应有一个低温期，竺可桢的研究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气候情况。但另外一些科学家证实，四千年前我国和北半球其他地区，确实有一个低温、气候恶化时期，与他们的推算相符。这一成功坚定了他们的信心，于是，他们在1980年第11期《科学通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气候变迁与行星运动的关系，并预测：

下一次行星会合（指乙型‘九星联珠’）为1982年。从历史资料看，一个低温期一般可持续30~50年（其间并非连年寒冷）。本世纪40年代，我国和北半球气温开始下降，大约60年代起，我国和北半球气候实际上已进入低温期。预测今后20年内，我国仍将出现更冷的严冬，降温幅度大约与19世纪低温期相当。

这又是一个失败的预言。我们现在知道，进入80年代以来，全球气温迅速上升；至90年代，气候变暖的势头也丝毫没有减弱，地球进入了100年来气温最高的时期。这与任振球等人的预测大相径庭。

预测虽失败了，但并不等于说行星运动与气候变迁就一定没有关系。而且，与1981年、1983年相比，1982年的气候确实要冷一些。为了探讨气候变迁的真正原因，他们继续进行着锲而不舍的研究。后来，任振球进一步计算四颗巨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的力矩效应，又发现它在近千年来呈现相当稳定的准60年周期变化。在本世纪内，这种准周期性变化与全球尤其是北半球气温变化的间隔准60年振动相当一致。

在20世纪初，气温是非常低的。当时，（1901年）地球冬至时的公转半径延长了94万公里（相当于日地距离的6%）。

30多年之后，气温开始迅速升高(30年代～40年代是一个相当温暖的时期)。1940年，地球冬至时公转半径缩短了76万公里。又过了30多年，即到了60年代～70年代，气候相对变冷。1960年，地球冬至时公转半径又延长57万公里。

到2000年，冬至公转半径又将缩短44万公里。所以，任振球认为，目前的全球气候变暖与巨行星汇聚导致的地球公转半径变化相一致。而且，任振球还发现，20世纪内的地球自转速度变化、火山爆发、夏季内边缘区的干湿变化和全球8级以上地震的能量释放等，都与四颗巨行星汇聚短效应的间隔60年变化呈大体一致的同步演变。所以，他1996年6月在《科技日报》上预言：

在2020年前后，北半球的气候可能进入相对冷潮，然后有所增温，到22世纪初可能迅速增暖，在22世纪中期可能又迅速降温，而后又开始变暖。综合考虑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两个世纪的全球温度可能在振动中有所变暖。

这个预测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人类对自然奥秘的坚韧不拔的探索才是最为宝贵的。

2、竺可桢先生曾经把中国五千年的气候波动画了一个曲线图，而文化的变化也随着这个曲线而变化。一个一个地方

C

3、竺可桢是怎么研究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有些人认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在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可惜非常分散。这篇论文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分析，希望把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轮廓。

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而温度的变化在冬春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我国冬季温度主要受西伯利亚冷空气所控制，升降比较统一。因此，本文以冬季温度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

近五千年的时间，根据材料的性质，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1100年）

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用14C同位素测定为约5600——6080年前）和河南安阳殷墟（约公元前1400——1100年）的发掘表明，当时猎获的野兽中有竹鼠、麞和水牛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动物，而现在西安和安阳一带已经不存在这些动物了。此外，在殷代留下来的甲骨文上可以看出当时安阳人种稻比现在大约要早一个月。在山东历城县发掘龙山文化遗迹中找到一块炭化竹节，有些陶器外表也似竹节。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可直到东部沿海。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假设，五千年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1°—3°纬度。对照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温度，可以说五千年前的仰韶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正月份的平均温度高3°—5℃。

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公元1400年）

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常常用肉眼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是物候。物候学也可以说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我国劳动人民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便开创了这种观测，积累了三千年的丰富材料。

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周朝（公元前1066年开始，定都于西安附近的镐京）初年的文件中，如衣帽、器皿、书籍、家具和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竹类广泛生长，而现在则不行了。商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很重要的事。人民采用各种方法来定春分，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时期。当时位于山东近海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的最初来到以定春分，但是现在家燕3月22日才到长江下游。郯城和长江下游的上海两地的年平均温度相差1．5℃，正月平均温度相差4．6℃。这个结果与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周初温暖的气候不久就恶化了，汉江在公元前903年和897年就两次结冰。但是，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81年）又和暖了。《左传》中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到处可以生长梅树。《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都无梅树了。而且在商周时期，梅子被普遍用来调和饮食，因当时不知有醋。这说明梅树的普遍性。战国秦汉时期，气候继续暖和。清初的张标研究了秦朝《吕氏春秋》中的物候资料，认为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分布，如桔在江陵（四川），桑在齐鲁（山东），竹在渭川（陕西），漆在陈夏（今河南南部）。这些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都推向北方。公元前110年，黄河在瓠子决口，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筐盛石子来堵口，可见那时河南淇园竹子的繁茂。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国都洛阳晚春还降霜雪，但冷的时间不长。当时，河南南部的桔和柑还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公元155—220）在铜雀台（今河南临漳西南）种桔，已经不能结实了，气候已比司马迁时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225年，到淮河广陵（今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结冰，演习不得不停止。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这种寒冷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280—289年这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4月份降霜，估计那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2℃。南北朝时（公元420—579年），南京覆舟山筑有冰房，是用以保存食物新鲜的。那时南京的冬天应比现在要冷2℃，才能提供储藏需用的冰块。约在公元533—544年出版的《齐民要术》，总结了六朝以前中国农业最全面的知识。根据这本书，当时黄河以北阳历4月中旬杏花盛开，5月初旬桑树生叶，与现在相比约迟了两周到四周。此外，书中还讲到当时黄河流域石榴树过冬要“以蒲藁裹而缠之”，也表明六世纪上半叶比现在冷。

隋唐时代（公元581—907年）中，在第七世纪中期，气候变得和暖了。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冰无雪。八世纪初和九世纪的初和中期，西安的皇宫里和南郊的曲池都种有梅花，而且还种有柑桔。公元751年皇宫中柑桔结实，公元841—847年也有过结实的记录。柑桔只能抵抗—8℃的低温，而现在的西安几乎每年的绝对最低温度都在—8℃以下。到公元十一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了。宋朝诗人苏轼（公元1036—1101年）有“关中幸无梅”的诗句。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嘲笑北方人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的句子。从这种物候的常识，就可知道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十二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上还可以通车。太湖和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桔全部冻死。杭州落雪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的历史记载，从公元1131—1260年，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4月9日，比十二世纪以前十年的最晚春雪约推迟一个月。公元1153—1155年，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公元1170年阳历10月，北京西山遍地皆雪。现在，这种现象是罕见的了。福州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一千多年来，曾有两次荔枝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1178年，均在十二世纪。

日本的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从公元九世纪至十九世纪，均有日期的记载，从而保留了一份物候记录。这个樱花开放时期，以第九世纪为最早，第十二世纪为最迟。

十二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又开始回暖。公元1200年、1213年、1216年和1220年，杭州没有冰和雪。这个时候，北京的杏花也是在清明开放，与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象继续到十三世纪的后半叶。因为自隋唐在河内（今河南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设立的管理竹园的竹监司，在宋元两代断断续续，直到明朝（公元1368—1644年）末年才完全停止。从此，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

十三世纪初和中期的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据收集到的记载，公元1309年，无锡一带运河结冰。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数尺，桔树再次冻死。1351年阳历11月黄河在山东境内就有冰块顺流而下，而近年河南和山东到12月时黄河才出现冰块。当时家燕在北京是4月末来，8月初去，同现在物候记录相比，来去各晚早一周。可见，十四世纪比十三世纪和现时为冷。日本樱花物候也有同样的反映。

公元1221年丘处机从北京出发去中亚见成吉思汗，曾路过新疆赛里木湖。他称之为“天池”。他说，湖的四周有山环抱，山上盖雪，影映湖中。但是，现在那些山峰上已无雪了。那些山峰高约三千五百米，说明那时雪线在三千五百米以下。现代天山这部分的雪线位于三千七百至四千二百米，则十三世纪的雪线大约比现在低二百至五百米。在欧洲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1350年开始；在德意志、奥地利地区，1429—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1430年、1550年和1590年的歉收，也与天气寒冷有关。由此可见，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
近人曾经根据六百六十五种方志统计了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的结冰年代（十三世纪至二十世纪），以及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数（十六世纪开始）。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我国温暖冬季是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间。寒冷冬季是在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间。以世纪来分，则以十七世纪最冷，十九世纪次之。

这个结果与日本诹访湖（北纬36°，东经138°）的结冰日数相比较，是近乎一致的。只是日本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提早四分之一世纪。

上面谈到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冬季是相对寒冷的，最冷的是十七世纪，特别是公元1650—1700年间。例如，江西的桔园和柑园在公元1654年和1676年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在这五十年期间，太湖、汉江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二次。我国热带地区，冰雪也极频繁。湖北沙市在1608—1617年记载有过桃、杏、丁香、海棠等开花日期，与今日武昌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1655年间北京物候记载与现在相比，也要差迟一、二星期。并且根据当时旅行记录，年11月18日天津运河已冰冻，不能通航，只得乘车到北京；1656年返程时，北京运河是3月5日解冻的。因此可以估计当时封冻期为一百零七天，而目前冰冻期只有五十六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估算北京在十七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左右。仪器观测时期

清代（公元1644—1910年）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有过雨日的记载，根据秋季初次降雪到春节末次降雪的平均日期，得出结论是，1801—1850年间比其前的1751—1800年间和其后的1851—1900年间为温暖。这与上节资料是相符合的。

根据上海气温的趋势，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气候寒冷，1897年左右冬季温度达到平均值，随后在平均值以上约十四年。约在1910—1928年，温度又逐渐下降到平均值以下。然后升高，1945—1950年超出平均值0．6℃。此后，温度逐渐降低，1960年回到平均值。在这期间，天津的冬季温度趋势，也与上海类似，但顶峰和底点比上海早几年到来，幅度也较大；而香港的曲线波动顶峰和底点则比上海迟滞，幅度也较小。上海八十多年的气候变幅，在0．5—1℃上下摆动。这种摆动直接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生产，间接控制病虫害的发生，以及影响农业操作和农业生产。

中国近八十年以来的温度变迁，已使天山雪线和冰川进退受到了影响。根据中国科学院冰川队的调查，证明在1910—1960的五十年间，由于气温升高了，天山雪线上升四十至五十米，西部冰川舌后退五百至一千米。东部天山冰川舌后退二百至四百米。同时，森林上限也升高一点。因为发现有新鲜的冰川堆积物，无论是在风化程度还是在土壤、植被发展方面，都明显地区别于古老的冰川堆积，所以可以认为现在覆盖在天山高峰的冰川是历史时代（即1100—1900年寒冷期）的产物，而不是第四纪冰川期的残余。

本文可导致下列初步性结论：
（一）在我国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原始氏族时代的仰韶文化到奴隶社会的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

（二）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2℃。

（三）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

（四）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播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传播的趋势。

我们把公元三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与中国的作一对比，发现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由于一地的雪线升降与温度有一定关系，将我们的结果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大体也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只是公元前400年（战国时代），挪威出现过一个中国所没有的寒冷时期。

最近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在格陵兰岛上的冰川块中，以○的18次方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一千七百年来格陵兰气温的升降与本文结果是一致的。此外，三千年前中国有一个寒冷时期，在格陵兰有○的18次方方法也得出了同样的反映。

本文主要是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的18次方和○的16次方的比例来测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气温是近代的方法，而两种途径得出的结果竟能大体符合，这也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我们若能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4、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温变化曲线和中国文化本身发展有某种程度的（）关系

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温变化曲线和中国文化本身发展有某种程度的正向关系。

汉唐盛世与气候波动：
⑴两汉的盛衰与气候波动：
a.西汉：温暖湿润气候成就了前期农业发展，经济繁荣和国力强大，“文景之治”汉武帝
b.东汉魏晋南北朝：长达600多年寒冷期，出现“五胡乱华”，北魏孝文帝迁洛，北人南迁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露出东移南迁的端倪。
⑵第三个温暖期造就强盛唐朝：（唐朝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幅员广阔的根源，很大程度来自于温暖湿润气候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①造成农牧业分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唐边境地形成半农半牧区，构成牧区的缓冲带，使唐代边防有当地的给养支持，军事防御更稳固）
②使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产出多样性更明显
③使可供农作物生长时间增长，生长周期缩短，稻麦两熟制普遍推广。
④是农作物单产量，总产量提高，达到元代以前最高亩产量（334斤）。
⑤北方水利建设成绩显著，对北方核心区文明兴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5、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呢？

五千年来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度一个比一个低，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重心向南迁移的趋势。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出现。东西差距及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亚热带植物北界线也随着南移。导致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经济停滞和衰退，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发与南方经济上升；二是五代两宋时期，南方经济上升并超过北方，形成了新的经专济重心；三是明清以来，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畸形发展。纵观三次大规模的经济重属心南移，正好与历史上第二、第三、第四个寒冷期相始终，从中不难窥见地理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6、五千年前古代黄河流域气候是半干旱还是暖湿

第四纪中更新世（距今115万年～10万年）是黄河诞生成长期。中更新世是史上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显著特征为气候变冷、有冰期与间冰期的明显交替，全球冰量增加，海平面下降。黄河流域自古以来的气候是半干旱的环境。

7、五千年冷暖有谁知：从气候变化看中国大历史

气候问题不仅是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且也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政治议题。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气候变暖的争论中，人们听到的最多的是政治家和气象学家的声音，而很少甚至没有听到历史学家的声音。其实，对未来气候演变的各种可能性推测，都离不开对气候史的实证性研究。对未来气候变迁所产生的各种可能性影响的探讨，也离不开从长时段的角度对气候史与人类史的内在关联进行严肃而科学的研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气候史，就是要从长时段的变化中来考察每一时段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关系，梳理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关联性的种种内在机理和整体脉络，而不是将气候变化与各种历史细节一一对应起来，作机械、甚至是决定论的比附。本讲座之所以用“从气候变化看中国大历史”作为副标题，其用意正在于此。

8、竺可桢《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1890—1974年)

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建国前他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1949年奉命北上筹建中国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同时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于1962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为发展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真正做到了鞠躬尽，呕心呖血，他不愧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省绍兴市人。于1890年出生在东关镇一个普通家庭里。他的大哥是一位从事语文教学的秀才。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因嫌复旦学风太差退学，后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卓著，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他深刻影响。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他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东南大学，在竺可桢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新任系主任。这是我国高校建立地学系之始。1927年学校又改名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

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

1927年北代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这时的气象研究所，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十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祥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拟订了《气象观测实施规程》，统一了观测时制、电码型式、风力等级标准、天气现象的编码等，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团结全校师生，携带图书仪器，先后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等地，于1939年底迁至贵州省遵义和湄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迎接解放。解放后，他高兴地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急国家之所急，积极投身于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1951年又组织筹建了西藏工作队。为治理黄河，他主持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此后，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四项重大考察任务。其一是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研究；其二是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其三是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其四是主要河流水利资源的考察研究。在他的支持下。仅 1956—1957年两年间，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它们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他认为：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科学。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开创了这方面研的先例。1958年他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也不应将华北各地、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他说：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即冬日微寒，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作物一年可以有两造收获。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他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竺可桢在气象气候学研究中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早年就从事台风和东亚季风的研究，在气候变迁领域的研究中，更有着卓越的贡献。他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了大量经、史、子、集，及中外文献，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1961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72年他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前者依据北冰洋海冰衰减、苏联冻土带南界北移、世界高山冰川后退、海面上升等有关文献资料记述的地理现象，证明了二十世纪气候逐步转暖，并由此追溯了历史时期和第四纪世界气候、各国水旱寒暖转变波动的历程，发现十七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的寒冷时期与西欧的“小冰期”相一致。最后指出：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可能是引起气候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为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后一篇论文，可说是他数十年深入研究历史气候的心血的结晶，是一项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学术成就，他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与方志的记载，以及考古的成果、物候观测和仪器记录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一月温度约3—5℃；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 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不，温度变动的幅度0.5— 1℃；气候的历史波动是世界性的，但每一最冷时期，似乎都是先从东亚太平洋沿岸出现，而后波及欧洲与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大变动的原因主要受太阳辐射的控制，小变动的原则与大气环流活动有关。这项研究，博大精深，严谨缜密，为学术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每读一遍使我觉得此文功夫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理应侧身于世界名著之林。”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在气象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向十分重视气象气候与生产及人类生活的联系。早在1922年，他就发表过《气象学与农业之关系》的学术论文。1964年他又发表了《中国气候特点及其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他运用植物学的原理，以太阳辐射总量、温度、雨量三个气候要素为依据，分析了我国气候的特点，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粮食作物在各地区发展的潜力及限度，为改革栽培制度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这篇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竺可桢也因之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竺可桢又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他从1921年起就观察记录物候。1963年和宛敏渭合著《物候学》出版。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普及了物候学知识，提倡因地制宜，利用物候规律安排农事活动。此书一出就迅速销售一空。

竺可桢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1962年6月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他品德高尚，大公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实事求是；他关心青年，奖掖后进，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他工作深入，认真细致，鞠躬尽瘁，艰苦奋斗；他坚持原则，追求真理，不畏强御，刚直不阿；他勤奋好学，联系实际，锲尔不舍，始终如一。他不仅在创建近代地理学和气象气候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追求真理、公而忘私的精神，他的治学态度和工作态度，也为青年一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竺可桢也是我国现代物候学发展的推动者，物候学是他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
他是我国现代物候观测网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组织起统一的、严格的物候观测网，是现代物候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早在1931年的《论新月令》一文里，竺可桢在总结了我国古代物候方面的成就后，就倡议应用新方法开展物候观测。在他的推动下，从1934 年起，前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便选定了21种植物、9种动物、几种水文气象现象和差不多全部农作物，委托各地的农事试验场进行观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物候观测。现在保留有1934—1940年的7年记录，由于抗战期间不少地方停测，其中仅有1934—1936年的记录比较完整。比较正规和连续的观测是从解放后开始的。1953年开始冬小麦的物候观测工作，继而又进行了棉花、水稻的物候观测。1957年起把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推向了全国。1961 年，在竺可桢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持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制定了物候观测方法（草案），确定国内共同物候观测种类：木本植物33种、草本植物2种、动物11种。可惜1966—1971年中，多数单位中断了观测，直至1972年才得以恢复。近年，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各农业气象试验站也开始了物候观测。观测资料已陆续出版，第一期年报的命名和内容，都是竺可桢亲自审定过的。
他还带头撰写物候专著，普及物候知识。1963年出版、1973年增订重印的《物候学》一书，是竺可桢多年研究物候的结晶。他结合我国的实际，系统地介绍了物候学的基本原理，我国古代的物候知识，世界各国物候学的发展，物候学的基本定律，利用物候预告农时的方法等。1973年重印本中增加的“一年中生物物候推移的原动力”一章中他应用唯物辩证法，阐释了物候变化的内外因素及其联系；由于物候变化原因的复杂性，他提出应从生理学、遗传学等方面探索其奥秘。他还认为，物候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希望能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知识性。他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大量引用了古物候资料和采用了物候学分析方法。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介该文时，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9、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规律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