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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道的道士本色
李泌之所以能够在史书上留下光彩的一笔，主要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建树。但李泌与道教的联系则更早，而且他往往是以道士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因此，我们先谈他对道教的信仰。
据《邺侯外传》记载，在李泌还未出生时，就显示出了种种灵异。首先是一位异僧预言周氏(即李泌之母)的第三子(即李泌)当为帝王师。后来，“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发至于眉。先是，周每产必累日困惫，惟娩泌独无恙，由是小字为／顷”。在儿童时代，没有经过任何修炼的李泌竟然能站立在屏风上，或在笼上行走，于是有一位道士见了就断言说：“年十五必白日升天。”白日升天就意味着离开人间去当神仙，当神仙虽然是件好事情，无奈继续留在人间的父母、亲人却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于是人神之间就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邺侯外传》记载：“父母保惜，亲族怜爱，闻之，皆若有甚厄也。 …旦空中有异香之气，及音乐之声，李公之血属必迎骂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李公之亲爱乃多捣蒜齑，至数斛，伺其异音、奇香至，潜令人登屋，以巨勺扬浓蒜泼之，香、乐遂散。”在这场争夺战中，李家最终赢得了胜利，虽然李泌白日升天的时日往后推迟了一些，但人间则多了一位造福国、民的李姓宰相。
后来，李泌在游衡山、嵩山时，“遇神仙桓真人、羡门子、安期生先生降之，羽车幢节，流云神光，照灼山谷，将曙乃去，仍授以长生、羽化、服饵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国祚中衰，朝廷多难，宜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灵，然后可登真脱屣耳。’”(《邺侯外传》)这段记载明显带有神话色彩，但也说明了李泌早年有过进山修道的经历。从此以后，李泌就长期绝粒食气，修黄老谷神之要。
李泌的父母于天宝十二年(753)前后去世，此后一段时间，李泌的主要兴趣就在于学道，《邺侯外传》说：“泌自丁家艰，无复名宦之冀，服气修道，周游名山，诣南岳张先生受篆，德宗追谥张为玄和先生。”根据这一记载，李泌虽然很早就在学道，但正式成为道士的事，还是发生在他生活于衡山期间o，因此我们说，李泌是一位衡山道士。
衡山学道期间，李泌还是吃了不少的苦，他“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援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邺侯外传》)。如果不是山谷中的枯叶厚，李泌差一点儿被摔死。多年学道，再加上天资聪颖，李泌在道术上很有成就，据说他能够多年不吃饭(绝粒)，身轻如燕，而且能够让手指出气，这股气可以吹灭烛火。他的一些独特隐居方式也为后人所效仿：“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邺侯外传》)“(李泌)隐衡山，……尝取松谬枝以隐背，名曰“养和”，后得如龙形者，因以献帝，四方争效之。”
(《新唐书·李泌传》)这两条记载大同小异，都说明了李泌的养生方法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他创制的祭神方式，也为时人所接受：“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谷，至今行之。”(《邺侯外传》)应该说，李泌在当时的宗教界，是一位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
关于李泌去世之后的情况，《邺侯外传》说：“是岁三月薨，赠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远于蓝关逆旅遇泌，单骑常服，言暂往衡山，话四朝之重遇，惨然久之而别。远到长安，方闻其薨。”这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当时人相信他死后成仙了，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宗教地位是很高的。二是他最终选择了衡山作为自己的归宿，或者说是当时人认为他与衡山的缘分最深，故有此说。在衡山受篆，最后又仙归衡山，这说明了李泌一生的政治事业在朝廷，而宗教事业在衡山。

二、卓越的治国才能
李泌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下面，我们从哲学思想、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分别予以简单介绍。
1哲学思想
在哲学方面，李泌反对命定论。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记载，在建中元年(780)，就有术士桑道茂上书德宗，说“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到了建中四年(783)，德宗真的因兵变而逃往奉天。事后，德宗谈起此事时，认为这是命中注定，非人力可以改变。接着，李泌与德宗有一个精彩的对话：(李泌)对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当言命。言命，则不复赏善罚恶矣。桀(误，应作纣)曰：‘我生不有命白天?’武王数纣曰：‘谓
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则桀、纣矣。”帝曰：“朕请不复言。”(《新唐
书，李泌传》)通过这段对话，可见李泌是一位头脑十分清醒的政治家，特别是在天命思想浓厚的古代，李泌的这一看法更为难得。他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是指导他政治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

2政治才能

在他几岁大的时候，就曾当面批评名相张九龄不该喜欢“软美者”，让张九龄佩服得连呼他为“小友”(《新唐书·李泌传》)。他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善于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

这一点十分重要，统治集团内部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决定了这个集团的成败存亡。肃宗即位后，打算任英武多才的建宁王李谈为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力争，认为应该由其兄太子李豫(即代宗)担任此职。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二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听取了李泌的建议。李谈遭谗被杀后，李泌又劝代宗追封他为帝(见《新唐

书·十一宗诸子列传》)。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在克复二京后，李泌再一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当时，肃宗上奏避难蜀地的玄宗，表示自己愿意再回东宫为太子，李泌断言玄宗不会回来了，当肃宗问起该怎么办时，“泌乃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恋晨昏，请促还以就孝养”。玄宗接到第一次奏章后，果然说：“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新唐书·李泌传》)直到接到第二本奏章，这才高高兴兴地回去当了“天子父”。因为玄宗知道，即便是儿子真心让位，那些功臣也不会愿意，权力交接的结果很可能会引起另一场动乱，更何况自己已经老了。李泌可以说是洞察了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人物的心理，从而作出相应的恰当安排。

（2）具有阔大的政治家胸怀

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乎不保。肃宗即位后，便想复仇：“(肃宗)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广，使胁。从之徒得释言于贼。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对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气候恶，且春秋高，闻陛下录旧怨，将内惭不怿，万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广不能安亲也。’帝感悟，抱泌颈以泣曰：‘朕不及此。’”(《新唐书·李泌传》)李泌想尽办法，就是希望肃宗能够以一位心胸开阔的皇帝形象出现在臣民面前。他对别人这样要求，对自己也是如此。贞元三年(787)，当李泌被任命为宰相时，他对皇上表态说：“臣素奉道，不与人为仇。……臣无可报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二)这充分表现出一位宗教家、政治家的气度。

（3）反妥协，反割地，作风果敢

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紧接着，身为太尉、朔方节度使的李怀光亦反，再加上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德宗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于是就有大臣提出与李怀光妥协。这时，“李泌破一桐叶附使以进，曰：‘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不可复合，如此叶矣。’由是不赦”(《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用带有文学浪漫色彩的方法十分清楚地分析了李怀光与朝廷的关系，说服了皇上，李怀光叛乱最终被平息。

对国内的悍将态度如此，对国外强敌的态度也如此。朱泚叛乱时，德宗曾向吐蕃人求援，并答应事成后把安西、北庭两块地方割让给吐蕃。后来，还是依靠唐军的力量击败了叛军，而吐蕃不仅不积极进兵，甚至连追击溃退叛军时也不卖力，而且还趁机把武功地区抢劫一空。平叛后，吐蕃派使者来要土地，德宗也已经同意，而李泌坚决反对，说：“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吐厥，皆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且吐蕃向持两端不战，又掠我武功，乃贼也，奈何与之?”(《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的意见合情合理，朝廷最终拒绝割让土地。

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看到了李泌果敢坚强的一面，他不仅捍卫了朝廷的尊严，而且还捍卫了民族的尊严，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4）具有传统士大夫的死节精神

以上所举事例，都还没有直接涉及到李泌的个人利益，那么在关系到自身安危时，李泌又是如何表现呢?德宗立李诵(即顺宗)为太子，太子妃的母亲是郜国公主，郜国公主犯蛊媚罪被幽禁，此事自然牵连到了太子，于是德宗便有意废除对蛊媚事毫不知情的太子。对此，李泌反对的态度相当坚决，以至于德宗说：“卿违朕意，不顾家族邪?”竟拿灭族来威胁李泌，而李泌执意更坚：“世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新唐书·李泌传》接着记载说：李泌“执争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泌毫不妥协，不顾全家性命，竟然与皇上争执达数十次之多，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实为难得。

除上述外，李泌的政绩还很多，如调整官俸、裁减冗员、如何安置功臣等等，都能匡正时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军事才能

在安史之乱、肃宗灵武即位之时，李泌就对国家命运作出了正确的预测：第一，叛军猖獗不—厂多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人寥寥，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财物全部送回自己的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第二，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平叛的方略：“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愈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新唐书·李泌传》)李泌的这个方略是非常正确的，他反复告诫肃宗“无欲速”，要着眼于长久，目的是要把叛军赶出老巢，一网打尽，不留后患。开始，这一计划也得到肃宗的认可，但后来肃宗急功近利，坚持先收复长安，结果把叛军赶回河北，从而形成割据局面，遗患无穷。李泌的这段谈话可以和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两位谋略家都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李泌还写了一篇《议复府兵制》，希望能够恢复原有的府兵制，以便从根本上遏止军阀割据。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数十年后，杜牧在《原十六卫》中又一次提出这一问题。

4经济才能

在经济方面，虽然李泌没有直接经管过国家财务，但也显示了一定的才能。

在古代，漕运是国家大事，也是难事。在任陕虢观察使期间，李泌挖山开路，以便饷漕。由于此事极大地改善了京师的粮食供应，李泌被升迁为检校礼部尚书。任相后，大力改革一些经济管理方面的弊端，《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时方镇私献于帝，岁凡五十万缗，其后稍损至三十万，帝以用度乏问泌，泌请天下供钱岁百万给宫中，劝不受私献。凡诏旨须索，即代两税，则方镇可以行法，天下纾矣。”这些改革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总之，李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当时人柳砒就说：“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新唐书·李泌传》)把李泌同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偶像鲁连、范蠡相提并论，这一评价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2以布衣、道士的身份避祸全身

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

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引日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四、早慧的文学奇才

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据史书记载，李泌“尤工于诗”(《旧唐书·李泌传》)，所写诗文很多，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明心论》、《养和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感遇诗》等等，《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唐才子传·顾况》)

除文学创作外，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他对《周易》、《老子》颇有研究，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老子》，晚年又参修国史。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有——些即属于学术著作。

综李泌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虽然《旧唐书》对李泌评价不高，但《新唐书》已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当然，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旧《唐书》都是由儒生写的。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

【李泌最后的贡献】
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的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和德宗更多的时间。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
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对互相猜忌的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所做的调停，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德宗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们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不可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李适的心中并不具有类似于世人的这种惊人想象力。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可却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侥幸地避开了。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的。

4、中国历史上大蝗灾有哪些？

由于蝗灾发生的自然环境条件，古今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国的蝗灾并没有因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消失，反之，只要是条件合适，蝗灾便会卷土重来。如2002年入夏以来，我国河北、河南、山东、天津、新疆等13个省区市100多个县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蝗虫。截至6月底，农牧区发生蝗虫面积达9000万亩。

蝗灾的历史回顾

先秦古籍如《诗经》等多称蝗为螽（螽是蝗类的总名，还包括螽斯）或蝝，蝝是蝗的若虫（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幼虫称若虫）。战国后多称蝗。蝗和蝝都为害庄稼。古籍上最早记载蝗灾的是《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最早记载蝗虫的是《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及同书《审时篇》："……得时之麻……如此者，不蝗。"《礼记·月令》也有"虫蝗为灾"的记载，不俱引。约在宋以后，蝝改称"蝻"，合称蝗蝻，沿用至今。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蝗疏》统计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蝗灾的次数，指出春秋294年中共发生蝝灾111次，按月分布如下：
月份（农历）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发生次数 2 3 19 20 31 20 12 1 0 0 3
以上的数字分布，非常合乎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规律。表明蝗虫是在4至9月（农历）间最猖獗，徐光启说："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
徐光启的这个统计与1920年江苏省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阳历）为蝗患最紧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6、7两月是夏秋蝗灾并发的时期。
笔者对周尧《中国昆虫学史》附录历代蝗虫灾害登记表的重新统计结果，从公元前707年（鲁桓公十三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该书印刷有误，统计为2618年，538次）。
《除蝗疏》对于蝗虫的发生与环境气候条件的关系有很科学的见解：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祸之所以广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涸之处……故涸泽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唐宋以后，纸张及印刷条件改善，蝗灾的记载便较详细，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唐）贞元元年（785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
"（宋）淳化三年（992年），六月甲申，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秋七月，许、汝、衮、单、沧、蔡、齐、贝八州蝗。""有蝗起东北，趋至西南，蔽空如云翳日……"
"（元）至正十九年（1353年），五月，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飞蝗兼至，人皆相食。流亡者大半，时饥民啸聚山林。太平县蝗虫飞，飞蔽天，禾穗树叶食之殆尽，民悉转壑。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啸山林。三月，平阳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顺天蝗。"
"（清）咸丰七年（1857年），春，昌平、唐山、望都、乐亭、平乡蝗，平谷蝻生，春无麦。青县蝻子生，抚宁、曲阳、元氏、清苑、无极大旱，蝗……武昌飞蝗蔽天。房县、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长三寸余。秋，黄安、蕲水、黄冈、随州蝗；应山蝗，落地厚尺许，钟祥飞蝗蔽天，亘数十里……"

蝗灾的地理分布

上引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按其发生次数的地理分布，为：
黄河流域：436次，占85．82％；长江流域：69次，占13．57％；华南西南：3次，占0．58％。这个分布情况与陈正祥研究的"蝗神庙之分布"基本一致。地理学者陈正祥查阅国内外收藏的中国方志3000余种，找出其中记载有蝗神庙地点的，即在地图上标明，最后制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的历史地理图（蝗神是总称，包括叭蜡、虫王、刘猛将军等）。利用蝗神庙分布绘成的蝗灾分布地图，有一种超过文字记载的优点，因为凡是有蝗神庙的地方，反映当地的蝗灾必有反复发作的历史，故农民不得不立庙祭祀。
陈正祥归纳蝗神庙分布图的特点有四：（1）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2）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没有。（3）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对湿度等值线符合。（4）云南高原中部和太湖流域相似，故蝗灾也较普遍。这图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反映蝗灾偶然发作的地点，因为蝗灾偶发地区，往往没有建立蝗神庙，便无法在地图上反映出来。
历史上的蝗虫是没有分类的，郭郛等研究现代中国蝗虫的生物学分类，指出有三大类，即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郭郛等也将中国蝗灾的分布绘制成"中国飞蝗三亚种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蝗虫主要都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内蒙古一带，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一带。其中东亚飞蝗的分布情况，同陈正祥的"蝗神庙之分布"图非常一致，并且弥补了"蝗神庙之分布"中因不是多发性地区故没有蝗神庙的缺点，以及西北内蒙古和西藏地区因缺乏方志记载故蝗神庙极为稀少的缺点。将两图合起来看，可以对中国蝗灾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分布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和理解。

天人感应面临蝗灾的尴尬

子思、孟子等倡言"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自然与人为合一。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发展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万神之君，天子是受天命而有天下。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神化了皇权，但另一方面，天人感应也有限制皇权的一面，使得人君不能为所欲为。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度，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在天人感应说的倡导下，产生了"变复"论，所谓变复乃指一切的灾祸都是天意，只有通过祭祀祈祷，才可以转"变"灾异而恢"复"正常。在蝗灾猖獗，眼看禾稼被蝗虫啮食无收，百姓饥饿死亡，人君这时再深自谴责，下诏罪己，又何补于抗灾？所以东汉的王充便坚决反对，在《论衡》中反诘说：天地广大，用一点点祭祀的食品，"天地安能饱？"但天人感应的思想仍深入人心，当政者和老百姓面临蝗灾猖獗时，都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时，唐太宗在皇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白居易在其《新乐府》之"捕蝗"中，一方面对蝗灾及捕蝗有客观生动的描述，但最终仍陷于天人感应的困惑中："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治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他还是认为"吾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万民赖，是岁虽蝗不为伤。"他相信唐太宗吞蝗后，蝗灾就消灭了。
但是，也有部分官员不相信天人感应，主张蝗来即要捕蝗灭蝗，不能听其猖獗。如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大蝗，官民只知道祭拜，坐视蝗虫食苗，不敢捕杀。玄宗则自责修德不够，致遭天谴。他询问臣下们的意见，宰相姚崇力主利用蝗虫的趋光习性，于"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他派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却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拒绝御史执行任务，姚崇大怒，牒报若水，如若听任蝗虫食苗，导致百姓饥饿，要对后果负责。若水这才被动投入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天人感应说到宋代，被程朱理学所张扬，仍然很有威力。宋代的朱熹奉旨去浙东一带视察旱灾和蝗灾的情况，随时报奏皇上，其中提到他在会稽县广孝乡亲自主持捕蝗、收买、焚埋蝗虫，大蝗一斗，给钱一百文，小蝗每升给钱五十文。但同时朱熹又举行祈祷，专门写了一本《乞修德政以弭天灾状》，开头报告沿途所见灾情之严重，接着说"臣窃不胜大惧，以为此实安危治乱之机，非寻常小小灾伤之比也。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
在蝗灾猖獗面前，民间对蝗灾的态度也处于非常矛盾尴尬的境地。
周代腊月祭祀称"八蜡"（蜡音zhà），指八种要祭祀的神，即"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作物神）、"邮表□（田神）、"猫虎"（益虫神）、"坊"（河堤神）、"水庸"及"昆虫"。先啬和司啬是丰收之神。祭猫可除田鼠，祭虎可除野猪，故猫虎成为祭神。昆虫专指为害庄稼的害虫。"坊"、"水庸"和"邮表□"都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护神。到后世，八蜡的内容起了变化，先啬和司啬转为神农和后稷以后，从八蜡中分离出去，单独祭祀；猫虎因其捕食对象减少也慢慢淡出了。八蜡神在民间浓缩演变为驱除害虫之神，特别是为害最厉害的蝗虫，被提到了首位，称之为"虫王"。所以八蜡庙或虫王庙，在华北农村实际上都是祭祀蝗神的庙。
刘猛将军庙（简称猛将庙）发生于南宋的太湖地区，当地民间认为刘猛将军的驱蝗威力远超过八蜡庙和虫王庙。清初的袁枚竟然把八蜡神降级为受刘猛将军的支使："虫鱼皆八蜡神所管，只需向刘猛将军处烧香求祷，便可无恙。"
刘猛将军即南宋抗金名将刘锜（1098～1162年），他和岳飞（1103～1142年）同是南宋抗金名将。因受张俊、秦桧排挤，被剥夺军权，改任地方官，受到人民爱戴。
刘锜曾于宋高宗绍光六年至三十一年间（1136～1161年）先后驻军或转战于镇江、扬州、金陵、平江、巢湖、合肥一带，其战功显赫，深得这一带民间人心。而这一带正是蝗虫的滋生多发区，所以刘猛将军庙独起源于太湖地区，为纪念刘猛将军举行的庙会（猛将会）也特别多。刘锜更被封为灭蝗之神："宋景定四年封刘錡为扬威侯天曹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
刘猛将军庙的威名还逐渐传入黄河流域，与北方的八蜡庙或虫王庙并存，河北徐水、武安县还有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三庙并存的现象。《山东·威海卫志》说："八蜡庙，俗名虫王庙，在东北门外，康熙末年建。后改为刘猛将军庙，刘能驱蝗，有求必应，江、浙多祀之，雍正六年奉文捐建之。"
蝗神庙的历史演变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对蔽天遮日而来的蝗虫，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先是祭祀八蜡神，以后发觉不灵验了，直接改祀虫王庙，虫王庙也不见得灵验了，听说江浙一带的刘猛将军"有求必应"，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乃又转而建立刘猛将军庙。
八蜡庙和虫王庙的祭祀是贿赂性的，乞求虫王手下留情；刘猛将军庙则是打击性的，不吃软的就请刘将军把你消灭掉。软硬兼施，蝗灾依然如故。三庙林立，是历史上农业生产和农民饱受蝗灾苦难的印证。

历史上治蝗的生态观萌芽

尽管天人感应的思想深入人心，但在治蝗问题上陷于困境时，实际上不论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在祭祀虫神的同时，也投入积极的捕蝗灭蝗中去，并且摸索创造出许多灭蝗的经验。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历代的除蝗方法，无非是治标和治本两大方面。治标包括北宋淳熙年间敕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违者受杖责处分；对因穿掘、扑打捕蝗损伤苗稼的，给予免税和赔偿；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治本方面，在低洼积水和有水草生长的地方，发动农民割草，晒干后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虫产卵的场所；春夏间发动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减少蝗虫百石；干卵一石，等于减蝗千石（笔者按：一斤卵块约有蝗卵4至8万粒，故一石卵绝不止百石蝗）。对捕卵后残存的初生蝻子，预掘长沟，每隔一定距离掘沟一条，发动农民敲锣，驱赶，蝗蝻受惊，跳入沟内，即以泥土填入掩埋。对漏网的成虫飞蝗，用绳兜兜取，布袋盛贮，拿去换粟。最后，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再得除子，冬闲除子一石，可敌治虫千石。又鉴于蝗虫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可以多种这类作物，有利于减轻蝗灾危害。以上的方法可以说已经相当周详，只因蝗灾之来，非常迅猛猖獗，所以收效也受到限制。
受到明朝徐光启《除蝗疏》和董?《救荒活民书》等的影响，进入清朝以后，有关治蝗的专书也多了起来，如湖广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东蒲松龄的《捕蝗虫要法》、浙江陈方生的《捕蝗考》、陈仅的《捕虫汇编》、江苏顾彦的《治蝗全法》、陕西芷龄的《除蝻八要》、陈崇砥《治蝗书》等，反映了有知识、有科学头脑的士人，紧跟徐光启、董?之后，提倡人力治蝗。当然，明清治蝗书的增多，也不是好事，它反映蝗虫问题到明清时期不见减轻，更见严重。
在祈祷神力驱蝗和主张人力捕蝗的历史过程中，明末浙北嘉兴、湖州地区，农民发明了以蝗虫饲鸭、山区贫民以蝗虫饲猪等措施。对于大量捕集、数以千百石计的蝗虫，如只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概焚埋，不加利用，也确实是能量（蛋白质）的很大损失。唐太宗带头吞蝗的传说影响很大，据说唐代民间因而形成了食蝗的风俗，甚至于以蝗虫为珍贵的食品，互相馈赠。
据分析，蝗蝻的粗蛋白质含量为71．21％，粗脂肪为9．1％，碳水化合物为5．13％，灰分为5．24％。其食味近似虾干，营养价值和鱼肉类相当。民国时期的北平、天津一带餐馆里，还有以蝗虫为佳肴，供顾客点菜之需。苏北蝗区常年有蝗虫产卵的地方，遇蝗虫大发之年，居民打了蝗虫，晒干后贮藏起来，做干粮或肥料用，荒年时还要预防晒场上的蝗干被人偷去。历史上自南京浦口至徐州一带，处于洪泽湖和微山湖蝗虫滋生地带，蝗灾频繁，形成了以蝗蝻饲鸭的传统，有专业的鸭户领导放鸭，犹如蒙古草原的放牧牛羊一样。据调查，一只大鸭一天中能吃掉蝗蝻两斤，则一千只鸭每天的食蝗量达两千斤之多，当地的蝗虫虽然年年滋生，也就难以成灾了。
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天人感应仍然有其科学的积极的意义。生态学并不认为人可以向自然无限制地索取。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受自然界生物链规律的约束。蝗虫之所以猖獗，是因制约蝗虫繁殖的客观条件失控，如干旱缺水、天敌减少、植被单一化、越冬残虫量大等，给蝗虫提供了快速繁殖、短期内爆发成灾的可能。气候干旱化是亚洲大陆腹地的大趋势，非人力短期内所能扭转，但其他人为的因素如河滩裸露，湖库脱水，退耕还湖、还草、还滩过程中没有注意综合措施，残留虫量太多等，都是导致蝗虫爆发的条件。蝗虫的天敌包括菌类、螨类、昆虫类、蜘蛛类，两栖动物类、鸟类等，据统计，达68种之多，尤以鸟类的食蝗量为大，其次是捕食蝗虫的昆虫；天然的益鸟因人们捕捉不断减少，只能依靠鸡鸭等家禽实行突击捕蝗。
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蝗虫问题虽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却完全可以科学地给予控制。继承历史经验，在蝗虫多发区和附近地区，有计划地组织一定规模的养鸭养鸡场，扩大推行生物治蝗、食蝗和制作蝗虫饲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一项措施。

5、求这个新闻的导语，主题，背景，结语，大哥大姐们，帮帮忙

导语：湖北旱灾致408万人受灾 启动应急救助三级响应。
主题：来湖北旱区由于伏旱严重，受旱持续时间长，对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用水造成了严重困难。降水持续偏少，使当地农业生产和人畜饮水问题更加突出。(可能没这么少....)
背景：湖北省减灾委、省民政厅针对随州、荆门、源襄阳、孝感等地的伏旱灾害，启动了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三级响应。/ 针对局部地区严重旱情，zd湖北省民政厅先后派出5个工作组赶赴随州、荆门灾区现场核查灾情，指导救灾。（不知道是哪个....原谅我娃娃...）
结语：一直到9月6日湖北省主旱区灾情还将进一步发展。

可能是这样吧.....我也不怎么确定，没什么把握.......一直怀疑导语是背景来着.....

6、为何清朝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后宋”政权？

赵邦璧，生年不详，又名光璧、双龙，湖北随州涢[yún] 山乡赵家台子人。

幼年读书习武，十九岁考中武秀才，在家乡任职涢山乡落湖里（今属湖北随县长岗镇）九甲甲长、团总。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随州发生旱灾，颗粒无收，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赵邦璧向随州知州崔兰馨汇报家乡灾情，请求减免当地的税赋，却遭到崔兰馨的训斥。

赵邦璧一怒之下，率饥民轮流吃大户，大户见饥民人多势众，都不敢多言语，乖乖交出储存的粮食。

茅茨畈大户裴隆升有良田近万亩，他不甘心把粮食白白送人，于是就请来武艺高强的白教师，组织家丁看家护院。

赵邦璧率众与白教师大战，斩杀白教师，捕获裴隆升，逼迫他交出一百石米，一百口锅。

饥民这才度过了饥荒。

官府派人捉拿赵邦璧，后被饥民救出。

咸丰五年九月初九重阳日，赵邦璧率众揭竿而起，打开财主豪绅的粮仓，赈济灾民。

不久，义军数千人据守大洪山，建立了“后宋”政权，改元“新民”，先后攻占德安、随州大小城镇二十余座。

赵邦璧自称皇帝，以黄克凤为宰相，李朝顺为军师，石大樊为大将军，范子布为二将军，统领骑兵八百人，步兵万余人。

铸造“后宋通宝”在后宋国流通。

免除乡民的苛捐杂税。

10月，后宋义军在太平军支援下，先后攻破安陆府（湖北钟祥）、京山、随州境内的十余个乡镇。

11月，又先后占领钟祥双河镇、枣阳唐店、蔡阳铺、襄阳东津等乡镇。

当年年底，赵邦璧率军攻打襄阳府不利，撤回大洪山。

咸丰六年（1856年）春，义军攻克安陆府城，安陆知府投降。

当年夏天，义军攻占随州茅茨畈，大获全胜。

当年10月，随州知州崔兰馨率官军围剿义军。

11月11日，后宋军攻破随州城，焚烧州署及南门城楼，与官军激战不久退回大洪山。

11月18日，后宋军突袭安陆府，围攻城池一日不克。

19日，太平天军将领陈玉成率部驰援，两路夹击，攻破安陆府城，斩杀官军及乡勇数千人。

太平军占领了安陆府城，后宋军辗转前往随州。

11月28日，施鸿恩率领的五万官军联合数千乡勇围剿后宋义军，赵邦璧阵亡，李朝顺、石大樊等人被俘后以身殉国，范子布等几个人逃往河南，后宋国至此灭亡。

清廷对后宋义军及其家属恨之入骨。

随州知州崔兰馨率一千多乡勇杀入大洪山，挨门逐户追查义军家眷以及相关联的人，被诛戮者达十之七八。

赵、李、刘等三姓几乎被斩尽杀绝，只有极少部分逃亡外地。

7、2011南方哪些出现旱灾 哪些地方是洪灾 具体省 市 详细点

浙江的温州瓯江以南地区和台州市玉环、三门等地，丽水、温州瓯江以北地区和台州市部分县，以及长潭、四明湖、青山等。福建的宁德、三明、福州、南平、龙岩、泉州、莆田等市。江西的赣州、吉安、抚州等市抚州市的黎川县、吉安市的泰和县。湖南的郴州、永州、邵阳、长沙、娄底、益阳、株洲、湘潭、怀化、岳阳、衡阳等市。湖北的从鄂东南向鄂西北蔓延都发生了旱灾。

8、随州抗旱赈灾组委会电话多少？

随州市慈善总会接收捐赠款、物地址：湖北省随州市舜井大道南端长盛苑小区（市民政局一楼）
随州市慈善总会接受旱灾震灾捐款制定账户：
户名：随州市慈善总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随州市银棉支行
账号：42001813655053001927
咨询电话：0722—3590030（随州慈善总会秘书处） 0722—3590127（随州市民政局救灾科）
0769—23393358 88032788 33293388【抗旱赈灾组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