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灾朝庭救济

1、面对旱灾，乾隆使用了哪些经典的赈灾方式呢？

乾隆八年(1743年)，法国驻华传教士宋俊荣给国内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抱怨北京的天气。信中写道:“北京的老人说，他们从未见过如此高的温度。“当时，宋俊荣用拉姆齐温度计记录了北京的气温。后来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部整理转换数据，得出1743年北京平均气温高达40摄氏度，最高温度是当年7月25日，最高温度44.4摄氏度，是中国北方近300年来最高的夏季高温，至今未破。40度以上的高温，没有清代的空调和风扇，人们的悲惨生活可想而知。不仅北京热，全国都热。根据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当时天津“土石方被烧”。山西“人死热”、“行人死”，青城“千里旱”。“西南树木常死。这些骇人听闻的记录看起来仍然令人震惊。走在路上，你会看到行人行走，因为酷热而奄奄一息。土地和石被加热，甚至人被用凉树烤死。

山东、山西、河北、天津、京基等地尤为严重，人们承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高温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是罕见的。自清朝建立以来，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天气。这场灾难持续了夏季的高温，造成了严重的干旱。当时有官员上书乾隆皇帝，说这场灾难是雍正帝推行的各种新政策造成的，建议皇帝废除新政。乾隆大怒，斥其“无理取闹”。旱灾从乾隆八年夏持续到次年五月。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大量流民涌入北京，对皇权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乾隆皇帝对此深感忧虑。乾隆在当时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皇帝。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他很快做出了决定，并与部长们讨论了救灾计划。在应对酷暑问题上，清政府向灾民提供了大量冰块和药品，并定点发放给灾民。此外，九门还花了12000银币，专门用于应对热灾害。朝廷绥靖之后，城内百姓逐渐稳定。下一次干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乾隆皇帝紧急向首都及周边受灾地区分发了40万粒粮食。责令所有受灾州县调查统计灾情，将所有灾民记录为“极端贫困”和“次贫困”，然后根据情况给予补助。拨款，发给每张发票，如果有假收据，我需要凭票领取救济品。在所有受影响的地区，已经建立了“粥厂”供灾民食用。在古代，干旱往往伴随着瘟疫。为了防止干旱引发的瘟疫，还要求隔离当地的“粥厂”，由专门人员管理。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救灾措施，但是受灾面积太大，流落街头的人随处可见。这时，乾隆想出了一个办法，启动荆州土城工程，让灾民去打工，让大量灾民有了工作，大大减轻了首都灾民的压力。

乾隆九年，根据当地灾情，朝廷规定当地民众“借麦种”和“官借费”，并在当地官员的建议下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此外，在春天，法院提供了大量的大米和食物，严厉打击了试图在国家发财的奸商。就这样，持续了近一年的自然灾害以危险的方式进行了。一年后，大多数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因为是清朝的盛世时期，雍正十三年的盛世统治之后，丰厚的国库，强大的财政支持，当时乾隆皇帝的正确决策，教科书上的赈灾之道，百姓平安渡过了天灾。而且因为天灾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天灾并没有进一步导致人为的灾难，挽救了“康干盛世”的名号。

2、古代一个国家的发生灾情，比如瘟疫，旱灾，什么的，要下拨赈灾粮款，这笔钱会经过什么官员的手

户部尚书主管全国户口、赋役方面的政令。侍郎掌稽核版籍、赋役实征等会计统计工作。其日常工作有为移民垦荒，招抚安置流民，以鱼鳞图册、黄册为根据，抑制豪民兼并；以限田裁异端之民；以树艺课农官；以草地养马放牧；以电种召佃尽地利；对多年积欠赔累可根据情况给予蠲免；根据各省收支情况，调剂余缺；差役的减轻免复；对灾区贫老的抚恤救济，对有功人的赏赐；权量市籴，评估物价；征收山泽坡池、关市、坑冶之税；赡军输，督漕运，赡及转输屯种，开中以实边，和百官俸禄支给；定期编造户口册籍，调整户等，了解人口及土地增减变化；对隐匿户口，侵吞土地等不法行为及时给予制止、纠正。

3、汉代中原地区瘟疫频发，朝廷都是如何应对的，视而不见？

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通常不会视而不见，否则引起民愤就得不偿失了。发生瘟疫后，朝廷主要采取分派人力物力救济，以及心理层面慰藉等措施，来安抚和救助灾民，具体分析如下：

一.加派人员做好灾区隔离措施，以及免费问诊开药。

古代瘟疫发生后，灾区当地的情报员，会立刻将险情报告给上级，朝廷接收到信息后，便会增派人手到灾区救济。首先就是采取一系列的隔离措施，这一点与现代防疫基本相似。相对好一些的是，古代人口分布较散，人员密集度也较低，因此瘟疫传播的速度也不会太快，往往只发生在某个范围之内。

当瘟疫开始泛滥时，朝廷会下令封城或者封村，限制人员的进出，以免瘟疫的进一步传播和转移，也会将感染人员集中安置在同一个地方进行救治。但比较残忍的是，瘟疫无法控制时，就只能采取焚烧的方式解决，历史上因瘟疫而焚烧整个城池的事情，也是常有发生。

其次，政府还会分派专门的医官、军官以及士兵等，前往灾区救援。据《后汉书》记载，元嘉时期发生瘟疫后，朝廷就命令光禄大夫，在灾区搭设药棚，为灾民诊治病情，并免费发放药品。而那些身强体壮的士兵，则负责应对一些突发情况，例如分发药品和食物时，维持秩序以防发生骚乱。有时还要将因瘟疫不幸去世的百姓，搬运到一个地方进行集中掩埋。

二.减免灾区赋税，发布罪已诏，安抚民心。

另一方面，朝廷也会在经济上帮扶灾区群众，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减免赋税。据史书记载，在延熹时期和永建时期都发生过较大瘟疫，朝廷就颁布了大幅度减免农民赋税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安抚了民心。此外，政府会派人帮忙安葬死者，皇帝在知晓灾情的严重后，通过发布罪已诏的方式，为民祈福，希望瘟疫赶紧过去，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安抚，也会让百姓觉得国家并没有放弃他们，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若是在瘟疫横行之时，朝廷不管不顾，任由百姓自生自灭，那么极有可能发生暴动。历史上著名的黄巢起义，就是在朝廷不作为，过分压榨百姓，且不顾民生疾苦的情况下，农民们愤而起义展开的一场，致力于推翻朝廷腐败统治的运动。

三.汉代地区瘟疫频发，与大兴土木和环境变化有关。

据有关历史数据统计，两汉时期的中原地区，发生的大大小小瘟疫，总计高达二十次之多，其中一次在西汉，其余十九次在东汉。而之所以瘟疫如此频发，主要与东汉时期大肆建造房屋，和大量砍伐树木有关。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后细菌滋生，再加上寒暑不均的异常气候，以及洪灾旱灾的交替发生，最终导致了瘟疫的发生。

4、在中国古代，如何应对旱灾？

历代应对旱灾的措施
《管子·度地》云：“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可见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把水、旱等自然灾害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了。由旱灾引起的种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可以看出，如果统治者应对不当，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还会招致社会动乱甚至亡国灭家的恶果。正因如此，历代政府大都能在旱灾来临时积极应对，其举措可大略分为以下几方面。
灾前预防。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古代也积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抗旱方法。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提出通过“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等方式“以实仓廪，备水旱”（《汉书·食货志》），强调的是使人民能够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体现的是重农以防灾的思想，与管仲、李悝等人的主张一脉相承。其实这种储藏粮食的设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仰韶、大汶口、马家窑、大溪等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规模不等的窖穴。甲骨文中有多处商王派人建设、巡视各地仓廪的记载。周代以后，仓储制度日臻完备，成为抗旱救灾的重要保障。除了粮食储备外，兴修水利、完善农业灌溉体系也是防旱的重要手段。周代有司空（工）一职，《荀子·王制》提到其职责包括“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秦人所修郑国渠以及汉代所建关中水利网，都是为了解决关中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隋唐以至明清，都曾花大力气开凿、疏浚运河，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到京师的漕运畅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沟通各大水系、预防水旱灾害的功能。
赈济救灾。《周礼·地官·大司徒》总结了“荒政十二条”，包括发放救济物资、轻徭薄赋、缓刑、开放山泽、停收商税、减少礼仪性活动、敬鬼神、除盗贼等。后世救灾基本不出此范围。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汉书·宣帝纪》）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汉书·平帝纪》）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可见汉代旱灾之频仍以及政府救灾之力。唐宋以后对因旱受灾者的赈济也颇为重视。如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四）清代除正常赈济外，还有“加赈”，即根据灾情追加的赈济措施。另外，家族内部互助、乡里周济、寺院施舍、民间社会团体救助等也作为政府赈济的补充形式逐步完善起来。
移民就食。与自发形成的流民潮不同，移民是历代政府组织受灾民众到条件相对较好地区就食的一种救灾方式，这在汉魏以后比较常见。如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魏书·食货志》）旱灾发生后，北魏政府见京都灾民自发流亡，遂加以引导，使他们顺利迁移。再如隋文帝曾下诏由官府购买牲畜分发给关中旱灾地区的农民，让他们到关东就食（《隋书·食货志》）。再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元史·世祖本纪》）在古代交通运输能力有限、救灾物资无法快速运抵灾区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的移民就食措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进农耕技术。《周礼》中已经记载有专门掌管山林的官职，如山虞、林衡等。《管子·权修》有“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的说法，可见周代先民已经认识到保护林木与水旱灾害之间的某种联系。后世也有一些植树造林方面的记载。如《宋史·太祖本纪》载：“开宝中，诏缘黄河、沛河、清河、御河州县，准旧制艺桑枣外，别课民树榆柳，为河防。”在河边种树既可防水患，又可保持水土而防旱灾，可谓一举两得。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关中地区抗旱生产的经验，发明并推广了“代田法”。把耕地分成相间的甽和垄，种子播在甽底以保墒，幼苗长在甽中，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水分。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垄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到暑天时，垄上的土削平，甽垄相齐，起到耐旱抗风的作用。唐代又解决了早春跑墒的问题，并派专人管理与协调农耕地区的水源分配，这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农田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中有明确的规定。明清时期对旱作农业技术的认识更加科学深入，清人杨屾在《知本提纲·修业》篇中总结了西北地区的农耕经验，认为“每岁之中，风旱无常，故经雨之后，必用锄启土，籽壅禾根，遮护地阴，使湿不耗散，根深本固，常得滋养，自然禾身坚劲，风旱皆有所耐，是籽壅之功兼有干风旱也。”这些耕作经验即便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另外，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也是增强抗旱能力的一条途径。如《史记·大宛列传》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宛以耐旱、对土壤适应性强的苜蓿养马，便引进到今甘肃一带广泛种植。唐代前后，耐旱耐瘠的荞麦也在西北地区得到推广，白居易《村夜》诗有“独出门前望田野，月明荞花白如雪”之句，宋人苏轼《黍中秋月三首》诗中也有“但见古河东，荞麦如铺雪”的描写，可见当时荞麦种植之广。

5、《魏源传》文言文翻译

译文：

魏源，字文渊，建昌县人。永乐四年考中进士。授职监察御史。辨明松江知府黄子威被诬陷的事。上奏减免浙东沿海一带渔民的课税。魏源巡视考察陕西。西安发生大瘟疫，他治疗救活了很多人。上奏说：“各官府粮仓储存的粮食有1090多万石，足以维持十年。现如今百姓因发生瘟疫而妨害了农事，我请求（让他们）交纳钞券代替两税的一半。”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他两次遭遇父母丧事，都在守丧期间被重新任用。

宣德五年，黄河以南地区因干旱发生饥荒，百姓大多辗转迁徙。皇帝认为魏源清廉正直又有作为，任命他为左布政使，让他乘驿马快速赴任。当时侍郎许廓前往河南安抚灾民，朝廷商议又起用了在家守丧的布政使李昌祺，让他官复原职。魏源与许廓、李昌祺打开粮仓救济，免除拖欠的赋税和各种杂役，流亡的百姓逐渐回归家园。不久，雨也降了下来，当年粮食大丰收。过了三年，魏源被召回朝廷，任刑部左侍郎。第二年，永丰百姓夏九旭等占据大盘山作乱。皇帝认为魏源是江西人，命令他前往安抚，都督任礼率兵跟随其后。还未到达，官军已抓获夏九旭，于是皇帝又命令他们二人在四川采集木材，同时整顿边防事务。

英宗即位，（魏源）升任刑部尚书。正统二年五月，命令魏源整治大同、宣府各边镇，准许他根据情况自行决断处理事情。魏源派遣都督佥事李谦守卫独石。巡察天城、朔州各要塞，命令将吏分区守卫。设置威远卫，增加修筑开平和龙门城，从独石到宣府，增设瞭望敌情的堡垒。免除屯军租税一年，储存火器作为边防装备，那些依附权贵逃避兵役的人全部收编到军队中。不久，因为宣府、大同的军务长久松懈，请求朝廷召回巡抚佥都御史卢睿，推荐兵部侍郎于谦为镇守参赞。朝廷没有允许他的请求。这时，谏官把身临边关擅自更换设置大臣作为魏源的罪名，一起上疏弹劾他。皇帝认为魏源有功劳，放置不予追究。事情办完后回到朝廷，魏源与都御史陈智在值班房相互责骂，陈智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皇帝下发诏书，责备了他们俩。

有一年发生旱灾，魏源审核上奏疑难案件，并且请求推行到全国，朝廷批复同意。不久因断案不当获罪，跟侍郎何文渊一起被关进监狱。得到宽恕，又因为上奏辽王朱贵烚的罪状，不说跟他有关内乱的事，和三司官员一起都被关进钦犯监狱。过了几个月，魏源被释放并官复原职。魏源在刑部时间长，断案大多平和宽缓。陕西佥事计资提出，武官犯其他罪的，等同专类罪名，给予俸禄减半（的惩罚），并贬黜到最边远的地方。魏源认为他所说的过于苛刻，上奏停止了这一做法。正统六年，因为脚病，朝廷特命他只需在初一和十五上朝。正统八年，退休回家，去世。

6、以前古代人发生天灾 政府也救济吗？

也会救济，一般会开仓放粮，让老百姓排队给粥喝，同时拨银子给地方进行灾后重建，也为灾民搭建简易住房。救济的原因主要是怕天灾引起民变，以防出现造反的情况。因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很多都与天灾有关，而政府有没有及时有效地救助。
外国出现天灾的话，如果是关系密切的附属国，如朝鲜、越南，朝廷如果比较富有，可能会给钱帮助。如果朝廷没钱，就不会了。如果关系不好的外国就不会出钱救助

7、明初某地发生旱灾急需,朝廷调拨国家税款,负责这一事项的机构是？

你好！负责这一事项的机构是户部，那时候的户部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政部。希望你能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