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古人的旱灾

1、在中国古代，如何应对旱灾？

历代应对旱灾的措施
《管子·度地》云：“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可见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把水、旱等自然灾害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了。由旱灾引起的种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可以看出，如果统治者应对不当，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还会招致社会动乱甚至亡国灭家的恶果。正因如此，历代政府大都能在旱灾来临时积极应对，其举措可大略分为以下几方面。
灾前预防。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古代也积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抗旱方法。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提出通过“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等方式“以实仓廪，备水旱”（《汉书·食货志》），强调的是使人民能够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体现的是重农以防灾的思想，与管仲、李悝等人的主张一脉相承。其实这种储藏粮食的设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仰韶、大汶口、马家窑、大溪等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规模不等的窖穴。甲骨文中有多处商王派人建设、巡视各地仓廪的记载。周代以后，仓储制度日臻完备，成为抗旱救灾的重要保障。除了粮食储备外，兴修水利、完善农业灌溉体系也是防旱的重要手段。周代有司空（工）一职，《荀子·王制》提到其职责包括“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秦人所修郑国渠以及汉代所建关中水利网，都是为了解决关中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隋唐以至明清，都曾花大力气开凿、疏浚运河，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到京师的漕运畅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沟通各大水系、预防水旱灾害的功能。
赈济救灾。《周礼·地官·大司徒》总结了“荒政十二条”，包括发放救济物资、轻徭薄赋、缓刑、开放山泽、停收商税、减少礼仪性活动、敬鬼神、除盗贼等。后世救灾基本不出此范围。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汉书·宣帝纪》）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汉书·平帝纪》）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可见汉代旱灾之频仍以及政府救灾之力。唐宋以后对因旱受灾者的赈济也颇为重视。如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四）清代除正常赈济外，还有“加赈”，即根据灾情追加的赈济措施。另外，家族内部互助、乡里周济、寺院施舍、民间社会团体救助等也作为政府赈济的补充形式逐步完善起来。
移民就食。与自发形成的流民潮不同，移民是历代政府组织受灾民众到条件相对较好地区就食的一种救灾方式，这在汉魏以后比较常见。如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魏书·食货志》）旱灾发生后，北魏政府见京都灾民自发流亡，遂加以引导，使他们顺利迁移。再如隋文帝曾下诏由官府购买牲畜分发给关中旱灾地区的农民，让他们到关东就食（《隋书·食货志》）。再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元史·世祖本纪》）在古代交通运输能力有限、救灾物资无法快速运抵灾区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的移民就食措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进农耕技术。《周礼》中已经记载有专门掌管山林的官职，如山虞、林衡等。《管子·权修》有“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的说法，可见周代先民已经认识到保护林木与水旱灾害之间的某种联系。后世也有一些植树造林方面的记载。如《宋史·太祖本纪》载：“开宝中，诏缘黄河、沛河、清河、御河州县，准旧制艺桑枣外，别课民树榆柳，为河防。”在河边种树既可防水患，又可保持水土而防旱灾，可谓一举两得。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关中地区抗旱生产的经验，发明并推广了“代田法”。把耕地分成相间的甽和垄，种子播在甽底以保墒，幼苗长在甽中，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水分。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垄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到暑天时，垄上的土削平，甽垄相齐，起到耐旱抗风的作用。唐代又解决了早春跑墒的问题，并派专人管理与协调农耕地区的水源分配，这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农田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中有明确的规定。明清时期对旱作农业技术的认识更加科学深入，清人杨屾在《知本提纲·修业》篇中总结了西北地区的农耕经验，认为“每岁之中，风旱无常，故经雨之后，必用锄启土，籽壅禾根，遮护地阴，使湿不耗散，根深本固，常得滋养，自然禾身坚劲，风旱皆有所耐，是籽壅之功兼有干风旱也。”这些耕作经验即便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另外，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也是增强抗旱能力的一条途径。如《史记·大宛列传》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宛以耐旱、对土壤适应性强的苜蓿养马，便引进到今甘肃一带广泛种植。唐代前后，耐旱耐瘠的荞麦也在西北地区得到推广，白居易《村夜》诗有“独出门前望田野，月明荞花白如雪”之句，宋人苏轼《黍中秋月三首》诗中也有“但见古河东，荞麦如铺雪”的描写，可见当时荞麦种植之广。

2、中国古代那么多旱灾，是水土流失导致的吗？

其实现代的旱灾一样多（例如今年夏天，北方旱，南方涝），只不过现代有更有效的手段抑制旱灾造成的不良影响，而古代则缺少这些手段，所以古代的旱灾才显得异常严重。

说白了，只是很多现代人对旱灾没什么感觉罢了，像今年这样的情况，你也就是觉得‘天好热啊，怎么都不下雨啊’，除此之外就没感觉了，所以下意识里，你才不觉得这算旱灾。
要是换了古代，今年这样的天气，早就死一地人了。

3、古代人如何应对水灾：预防和制度细节的完善

对于中国人所处的气候条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形容：“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化。”

复杂而独特的气候孕育了中国人，同时也为中国历史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著名学者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就曾这样谈到，中国在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此三千数百余年间，几於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国为‘饥荒之国度’者，诚非过言。”

根据他的统计，公元前18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记载的水灾1058起，旱灾1074起，约占全部灾害的40%以强，因而成为中国最为主要的自然灾害。

夏季风无疑是导致中国水灾频发的主要原因。同时，重大旱灾也往往发生在夏季。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阎守诚对唐代旱灾的统计，夏旱超过34%。由于夏季是各种秋收作物旺盛生长需要水分最多的季节，降水稍有缺乏就会严重影响作物产量，所以夏旱往往被称为“掐脖旱”，历来是影响最为严重的受旱季节。

在历史上，即使盛世也往往疲于应对强悍的夏天。

对于中国人而言，如何应对夏天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移动的水灾

提到夏天，就不能不先说到水灾。水灾是中国最为古老的自然灾害。根据历史典籍，早在远古时代水灾就开始困扰中国人。唐代虞世南所著《北堂书钞》中就说，“遂人氏时，天下多水”。

后来到尧舜禹时，号称有滔天洪水。邓拓认为，所谓滔天洪水，不过是因天降大雨而致“九州阏塞，四渎壅闭”。

根据中央气象局1981年编制的《中国近500年旱涝分布图集》等资料，1470年至上世纪80年代间，中国洪涝灾害大体以哈尔滨、呼和浩特、成都、广州一线为界限，以东部地区为洪涝高发区。

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之前的大约两百年里，华北平原水灾最为高发，其次是江淮地区及河西以东等地。进入20世纪后，华北水灾减少，江淮地区保持平衡，但东北地区特别是松花江、嫩江流域成为水灾高发区，同时河西、陕南、关中地区成为重灾区。

这时，中国水灾的高发区已经大致以“胡焕庸线”为分界。所谓“胡焕庸线”是指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即“瑷珲—腾冲线”。而从1949年以后看，水灾的东西差异更加巨大，中国地理第二级阶梯，即青藏高原与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的水灾比较严重。

水灾的分布与夏季风所影响的中国降雨分布大体相当。确切地说，中国各地水灾受灾的高峰都是在6至9月，这与中国夏季降雨的变化完全一致，同时与农作物生长周期也完全符合。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到，水灾高峰的出现是与水灾原因---降水和承载体---农作物的变化一致引起的。当然，对于不同地区来讲，又与本地区降雨和农业生产的变化相一致。这也是夏季风带给中国的影响。

但是从历史上看，水灾的分布与降雨也有所不同。以唐代水灾为例，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唐代气候特点仍存在争议，包括“全暖说”、“由暖转冷说”、“波动说”等等。但根据史料，唐代水灾较其他朝代更多。

根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等资料，发生水灾最多的是包括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及周边地区的“河南道”，其次是关中地区，都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但是，根据气象历史，中国降雨量最多的分别是华南地区、东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及云贵川地区。而在唐代，这些地区的水灾远少于北方地区。

不过，如果从时间分布上看，自从安史之乱后，北方水灾开始减少，南方水灾增加。比如，包括今天辽西走廊、河北东部的“河东道”的水灾减少了三分之一。辖地包括今天上海、浙江、福建全境、苏南及安徽部分地区的“江南道”的水灾却增加了50%以上。

显然，唐代水灾分布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迁有很多吻合之处。在唐早期，政治经济中心位于关中，其经济供给区遍及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陈寅恪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

到安史之乱，战乱使北方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陷入停滞。中国人对南方的开发力度加大。根据《吴地记》等记载，苏州人口由贞观年间的不到2万户，增加到唐僖宗年间的12万户。　制度应对夏天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如何应对夏天的水旱灾害以及次生、衍生灾害一直是中国人的难题。

首先是如何认识灾害。“天命”曾是中国人对天气及自然灾害原因的唯一解释。邓拓曾这样说道，中国人脱离氏族社会后，经济政治生活都由单一阶级支配的体系已经建立，所以人们认为人间一切事物都可以由支配阶级进行统治，因此也受其影响。同时，受自然力的压力，又设想存在与人间统治阶级一样的天神。所以，天气、灾害都被认为由人间统治者的行为引起，受天神控制。

因此，那些年代，一旦出现灾害，皇帝首先要自责和检讨，并且采取“德行”消除上天的责怪，即“弭灾”。“弭灾”包括自谴、避居等等。后参加这种活动的往往还包括皇室亲属、各级官员，后来普通百姓都会采取类似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人开始采取其他方式应对灾害。根据邓拓归纳梳理，历史上中国人应对灾害有消极救济与积极预防两种。消极救济又有临灾治标、灾后补救两种。

临灾治标又分为赈济、调粟、养恤、除害等等。灾后补救包括安辑、放贷、节约等等。安辑是指安顿流民，蠲缓即缓赋，放贷用于复业，节约用以度困。

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是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

邓拓认为，中国历代灾害之最多、最甚者首推水旱，“水旱之致灾，虽亦由于自然条件使然，而人工不与以改良克服，即水利之废弛厥为基本原因”。

而“森林之多寡，对于水量之调解，关系至为重大”，他引用外国学者的话说：“无木之荒，不啻无粟。”

上述应对之策均是技术性的，其结果往往取决于当时之吏治。所以在历史上很多时候，治水治旱前后均先治吏。

官吏往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是否需要应对灾害。《明宪宗实录》中曾记载，1470年华北、华东地区的六个府“夏麦已全无收”。结果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累经报灾伤，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转迟延。”

而在预防环节，也经常出现《明会要》所载仓储“十处九空，甚至仓亦无存”的情况。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严格吏治。《典故纪闻》记载，永乐元年，朝廷要求“凡丰捻之处，于见有官钞支籴谷粟，储以备荒，郡县考满，吏中计绩，以定展最。”也就是说不仅建立储备制度，还将其作为官员考核的内容之一。

在明洪武年间，为了防止救灾时官员克扣粮食，规定将每个灾民的姓名和应得到的口粮张贴在公共场合，还要求上级官员“出其不意”下行查验。

应该说，无论从预防还是实施，制度的细节都是中国人应对夏天及其灾害的关键。

4、古人如何攘除天灾

自然灾害与我们五千年的文明相伴相随，但中华民族正是在同灾荒的顽强抗争中一步步坚定走来。这里，既包括每一个普通个体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也包括历代王朝在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做出的努力。

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应努力！当一个勇往直前、众志成城的民族拭去眼泪从废墟中站起来时，我们发现，面对灾难，我们从没有失去过信心。

一、"罪己诏"

据记载，商汤在桑林中祈雨时曾说"六事"，要求帝王在灾害发生后，要及时地对政道、民生、俭奢、宫政、官员收受贿赂、谗言盛行等等有关吏治民生的情况进行检讨。

其后，"六事"不断演化，其目的无外乎是祈求上天宽恕所犯的罪恶，达到天地人之间的和谐，达到农业经济的复苏。

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的震级为8级，震中烈度为十一，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地震所及范围至河北、山西等数省，共计200多个县市，最远记录达700多公里。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灾情，当时的统治者康熙发了"罪己诏"，言道："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大灾面前，古人不能理智地做出应对，反而认为天灾缘于人祸。

二、拜天祭神

据《元史》记载，元代每次发生海啸之后，都有"祀海神"，"修醮禳之"，以及"修佛事"、"造浮屠""以厌海溢"等举动。

宋朝文学家苏轼有一篇文章，名为《喜雨亭记》,记述了陕西的一次旱灾情况。苏轼当时为凤翔签判，被派赴太白山求雨。苏轼非常认真地做这件事，不但求神祝祷，甚至还不惜越级向皇帝写疏奏，请求把太白峰龙神的爵位由"侯"改为"公"。因为唐代就封龙神为"公"，如今降了级封为侯，苏轼恐怕是因为龙神闹情绪，才不下雨。没想到过了些日子，连下三日喜雨。苏轼大喜，把自家院子中的小亭命名为"喜雨亭"，并作文《喜雨亭》记，在文中他称："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文充分显示出像苏轼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对上天充满敬畏之情。

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做这样的无用之举，大多时候往往带来的是实质性赈灾的延误。唐代元稹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唐中期一次全国性的大旱灾中，元稹这样评价政府的祭天之举：

国家抗灾虽然有点成绩，但旱情仍然不减，整个农历六月都没有下过一滴雨。我们向上天祷告不能说不殷勤，每天都要祭拜龙王河神。但我祭拜归来深深思忖，"天道"太远了，还是直接救助灾民要来得实际一些。

三、开仓赈粮

历朝统治者对灾区施行赈救的态度大多还是积极的，如上文提到的汉元时期的大海啸。汉元帝灾后即"诏吏虚仓廪，开府库赈救，赐寒者衣"。就是把所有的库存物资全部调出救济，特别是发放衣物帮助灾民御寒。

但有些朝代没有灾害应急措施，动用国库的规矩又定得比较死，所以很多官员进行紧急赈灾和自救甚至是要冒被惩罚的危险的，弄不好还要丢官罢职。

《元史·赵宏伟传》中记载：大德五年（1301年），"大风海溢，润、常、江阴等州庐舍多荡没，民乏食。（赵）宏伟将发廪以赈，有司以未得报为辞，宏伟曰：'民旦暮饥，擅发有罪，我先坐。'遂发之，全活者十余万。"由于这个官员不避罪责，冒着政治风险及时赈济，挽救了十多万灾民的生命。明代嘉靖年间，"海溢，没通、泰民庐"，主持两淮盐政的吴悌"先发漕振之而后奏闻"（《明史·儒林列传二·吴悌》）。这样的举措，也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到清代，赈济已经比较完善了。赈济的形式主要有正赈、大赈、展赈、摘赈以及煮赈和工赈。最紧急的赈灾方式为正赈：即不论成灾分数，不分级次贫民，即行概赈一个月，又称急赈或普赈。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减少审核的手续，尽快把赈济品发放到灾民手中。

四、移民就粟

移民就粟，即难民迁徙，使之到没有受灾的地方。在国力充盈时，统治者一般不会采用。如清代中前期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就不准百姓随便移民。即使有难民自行迁徙，也要求"俟本处麦收有望，即可速回乡里"。意思是到了麦收的时候，一定要速速回到家乡。

但到了嘉庆年间，由于人口压力和国力衰弱，这一时期发生灾害后，往往"恐借粜缓征，亦未能周普"。就是单靠国家救助，已经无法普赈灾民。于是对"移民就粟"的限制逐渐放松，主要是允许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灾民移家觅食。

这种救助方式，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周礼》中记载"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国移民就谷"。原文意思是，如果不能每人分配到300斤米（一年的消耗量），就可以施行移民。《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记载："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河东就是山西，河内即陕西。山西有灾就移民到陕西，陕西有灾则移民到山西。

5、古人如何应对洪涝灾害的？

洪灾是从古代开始就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洪灾斗争的一部历史，那我们的古代是如何去抗洪的呢？自古以来，我国人民就有着丰富的抗洪的经验和做法最早的抗洪是在223年，九里堤在成都西北当时这个地势非常的低，然后修建这条堤坝第一是为了保护成都的安全，不让洪水侵犯，诸葛亮作为蜀汉的军师，诸葛亮非常重视这个堤坝。

然后到了唐朝的时候，唐朝的皇帝颁布了一个重要的法典，叫做唐律疏议，然后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抗洪介绍，然后是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去更加完善的去做然后又过了几百年之后有一个皇帝颁布了一个叫河防令，这个河防令应该是第一部抗洪法规，然后也是明确了划分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并且各个官府都有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然后到清代的时候，那个抗洪的规定得更细致了，河防官吏的职责他们都的都更加明确，然后在监测预警设施完善上也更加完善了，在应对洪灾期间，我国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我国有七大河系因为河流的广泛，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所以每一朝代都非常重视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

古代也是非常高度重视的对河防韩航运，北宋对于卞河管理不敢懈怠，为了满足航运要求朝廷常常会派非常多的士兵在航运周围的闸口区守护，当河水位增至非常高时，这些士兵将冒着生命危险去上提抗洪，总之来说，古代的抗洪的方法非常多，也是非常重视抗洪的，而沿江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就是靠这些士兵和朝廷去维护的。

6、中国历史上蝗灾频发，古人面对蝗灾如何治理

因为干旱的环境适合蝗虫的繁殖，所以蝗灾的爆发一般伴随着旱灾，中国古代素有“旱极而蝗”的说法。古人认为，之所以有旱灾，是因为一种叫做“旱魃（音拔）”的怪物在作怪，而之所以有蝗灾，是因为“蝗神”在显威。所以，当旱灾和蝗灾爆发的时候，百姓们一般会进行“打旱魃”和“拜蝗神”的活动，这种做法显然不会有任何作用，只能等蝗虫把庄稼糟蹋完以后，自己迁徙到别处。
随着经验的增长，古人逐渐开始用一些积极的办法对付蝗虫，比如开元贤相姚崇，面对山东地区的大蝗灾，就破除了迷信，用驱赶、抓捕焚烧，挖坑填埋的方式与蝗虫对抗，效果颇为显著；元朝的时候，人们在继承前代治理蝗灾的基础上，开始思考预防蝗灾的方法：初秋的时候，将藏在田地里的蝗虫卵用锄头刨出来，趁着“秋老虎”的强烈日光将其晒死，此法对于预防蝗灾十分有效；明代，徐光启系统地总结了历代治理蝗灾的方法，并在《农政全书》中设《除蝗疏》专门记载除蝗方法。

清代张集馨《道咸宦海浮沉录》中记载的方法：扑蝗之法，如行军然。以十人为一队，二人持锹挖长壕丈余长，三四尺深，浮土堆在对面，四人在后，二人在旁，齐用长帚轰入沟中。二人在六人之后，用长柄皮掌，将轰不净者扑毙。一员官，领二百人，作二十队，每日可得数十担。蝗入沟中，即将所堆浮土，掀入捶实，何虑不死？其在禾嫁中者，令妇稚在内轰出，或售卖，或换料麦，悉听民便。其在临河乱石中藏匿者，多用石灰水煮之。在峭壁上长帚不及者，用喷筒仰轰。有蝗之地，如非沙板田地，将跳跃者扑毕，雇牛翻耕，将子捡出，蝗子与落花生形同，每甬百枚。蝗子捡尽，再用石滚将地压平，后又用铁钯刨出，无不糜烂。前人成法，俱指平地而言，未曾议及山中。其平地用牛翻耕，用羊数百头来片践踏，顷刻如泥，试行已验。
此为道光十七年（1837），张集馨做山西朔平知府时给上级上的折子。他自己的记载是“月来扑捕甚力”，不过还是有很多虫蛋，让他很焦灼。从中可见，捉到的蝗虫，可以卖钱。实际差不多是以工代赈~

7、"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环境恶劣经常遭灾的古人，是如何战胜瘟疫的？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出现以后，像蝗灾旱灾，水灾等，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粮食逐渐变得稀缺，缺少了生存的资源与环境，自然也就容易生病。而在古时候，医学没有那么发达，生病的人一多就容易形成瘟疫。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为了生存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在灾荒年间，为了填饱肚子真的是什么都吃，虫子、树皮，甚至最为血腥的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粮食而言?别说是人了，就连老鼠也不一定活的下去。粮食的匮乏，很多老鼠会选择去吃死人，而人类也会选择去吃老鼠。那些虫子身上存在着不少的病毒，就这样病从口入。

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瘟疫怎会不爆发呢?在明朝末年就爆发了一场大瘟疫，当时这是因为，气候环境恶劣，连续四年不下一滴雨水，天大旱，粮食颗粒无收，灾民四处逃窜，没有食物便宜老鼠为食，然而鼠疫爆发，发生感染人的身体上会有血块隆起，口吐鲜血，没过多久就病发身亡。

传染的速度十分快，当时没有防护服，一人得病全家感染，就连接触的人也无一例外。这场瘟疫很快就传到了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不胜数。

我国向来就有入土为安的传统。于是入殓的队伍很快就挤满了全城，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入殓的队伍中，每次往返总会有几个感染的人。人心惶惶，朝廷更是无可奈何。以至于后来，明朝灭亡，很多人都将其灭亡的最主要因素归结于这场瘟疫之中。

古时候，医术没有那么发达，一旦有瘟疫产生，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封城，只进不出。皇帝为了平定瘟疫，会对感染的人免费的提供粮食，为他们安排太医。如果是朝廷官员的家属，感染了瘟疫，那么这位朝廷官员也不能上朝，应该在家中隔离。

若是因感染瘟疫死亡的人，也不能入土为安，只能将其焚烧，防止瘟疫传播。医学上的落后，那个时候若是一个村，不幸有人感染了瘟疫，那么很大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村会有灭顶之灾。针对瘟疫那时并没有什么药物可言，只能说，有疫苗进行抑制。

电视剧中经常可以提到古时候天花是一种不治之症，但是康熙皇帝小时候得天花却意外的挺了过来，或许正是他的体内有相应的疫苗吧。传闻他之所以能登基也有一部分因素是因为他的身体好。

如今已是2020年，在科技与医学上的如此发达的今天，对待瘟疫我们依旧没有对症的药物，只有相应的疫苗让病情的发展速度得到一定的控制。

新型冠状病毒在以湖北武汉为中心向全国爆发而来，感染的人数多达几万人，死亡人数也不下千人。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除了在家等病毒已可以控制的消息，别无他法。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多的医患人员在作斗争。他们穿着防护服，不舍昼夜，为争取能救治每一个病人而做努力。

不要让那些医务人员的劳动付之东水。不能随意出门，带好防护口罩。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虽小，但这却是我们仅仅能做到的事情，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病情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月，很明显在我国有力控制之下，病情的传染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前几天，南京的早樱已经盛开了。相信再过不久，我们的未来会像这些花一样，绚丽绽放。

在医疗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我们依旧会被疫情所困住，又何况是在当时技术十分落后的古代呢?可想而知，当时一场瘟疫的到来对他们而言是怎样的灾难?这来自大自然的报复，更是时刻的警醒着我们，让我们更好地爱护环境。

8、从《山海经》看古人是如何治水的

《山海经》中多次出现见则大旱、见则大水之类的话，在《解读山海经之“见则”二字》一文中解释了见则二字的含义，见则大水的意思是发生水灾要祭祀什么，见则大旱的意思是发生旱灾要祭祀什么。五藏山经中水灾的记录共有七条，旱灾的记录有十二条，是《山海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祭祀。
古人治水并非单纯依靠祭祀，同时还要兴修水利。《大荒北经》记载：“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传说中魃是黄帝的女儿，是旱神，她所在的地方不下雨，所以出现旱灾就认为是魃来了，在驱逐魃的时候除了要做法事，还积极地修建水利以自救。
在所有治水的祭祀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息壤。《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治水用息壤是”窃“，因为他”不待帝命“，这说明息壤并非谁都可用，只有天子授权才能用，所以息壤是治水的最高规格的祭祀，未经许可盗用息壤，罪同谋反，鲧因此成了千古罪人。后来大禹治水也用了息壤。《淮南子-地形训》记载：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不知禹用息壤有没有经过天子的同意。
无论是鲧治水还是禹治水，在使用息壤的同时还兴修水利。鲧的办法是修建堤防，这种办法沿用至今；禹的办法是疏通河道，表面上看禹的办法似乎更好，但是联想当年的实际，其实并不可行，最多只能疏通个别关键的河段——比如壶口。事实上大禹治水能成功只是恰好赶上了气候变化，成就了虚名。
最后把五藏山经中有关治水灾和旱灾的祭祀列出来，见识一下古人想象力，绝对比抗日神剧还要雷人。
水灾有七条：
南次二经长右之山。无草木，多水。有兽焉，其状如禺而四耳，其名长右，其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
西次三经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
西次三经玉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
西次四经邽山。嬴鱼，鱼身而鸟翼，音如鸳鸯，见则其邑大水。
东次一经犲山。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见则天下大水。
东次二经空桑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虎文，其音如钦。其名曰軨軨，其鸣自詨，见则天下大水。
东次四经剡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
旱灾十二条：

南次三经鸡山。其中有鱄鱼，其状如鲋而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下大旱。
南次三经令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袅，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
西次一经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
西次三经钟山。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
西次四经崦嵫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
山次一经浑夕之山。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
北次三经錞于毋逢之山。是有朋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
东次一经栒状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而鼠毛，其名曰{此虫}鼠，见则其邑大旱。
东次一经独山。其中多庸，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
东次二经姑逢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鸿雁，其名曰獙獙，见则天下大旱。
东次三经女烝之山。其中多薄鱼，其状如鳣鱼而一目，其音如欧，见则天下大旱。
东次三经子桐之山。其中多骨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见则天下大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