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上已亥年有干旱或水灾吗?
历史上己亥年应该是无灾之年。
2、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大的自然灾害？
早在公元前19世纪，中国古人的开始了对地震的记载。《竹书纪年》写道：“夏帝发七年（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距今已有3800多年了。在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我国已开始详细描述地震。当年陕西发生一次大地震，《诗经》上作了详尽的描述，其大意是：闪闪的电光，轰轰的雷鸣，这种不祥的描象，多么叫人不能安宁。千百条河流在沸腾，巍峨的山顶在塌崩，高岸变成了低谷，深谷变成了丘陵。《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先秦古籍中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述，保存了不少古老地震记录。从汉代开始，地震就作为灾异记入各断代史的“五行志”中了。宋元以后地方志发达起来，地震也被作为灾异记入志中，地震史料大大增加。除了这些官修的正史，方志外，许多私人写的笔记、杂录、小说和诗文集中也有地震的记载，而且往往附有生动的描述。历代的一些“类书”，如宋代编的《太平御览》、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等，还按分类收集了不少地震资料。此外，碑文中也有历史地震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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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资料中，记载的地震至少有近万次，其中破坏性地震近3000次，8级以上特大地震约18次。这些记载的时间之久远，内容之详尽，都是举世无双的，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完整的地震历史资料。但是就是这么多的震灾也给古代人们带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地震进行分析，以明我国古代的地震对人们生命财产的破坏和人们在抗震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步。
两汉的震灾——天灾与人祸交织的腰斩王朝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自然灾害的群发期，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两汉宇宙期”。其重要表征就是地震频率明显增多。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说:“秦汉四百四十年中，灾害发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时期共发生两次地震,分别在秦王嬴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和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因此,邓云特所统计的68次地震皆在两汉时期。另据王会安、闻黎明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中的统计数字，两汉时期共发生地震118次,平均不到四年就发生一次,足见两汉时期地震之频繁。
在这些众多的地震中，较为严重的是以下几次。公元前70年6月1日，在山东的诸城昌乐一带发生了7级的大地震，当时的《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邪坏祖宗庙城廓，杀六千余人”。143年10月后，在甘肃甘谷西发生了7级的地震，伤亡惨重，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饬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180年秋，甘肃高台西发生了7.5级的地震，损害极大，根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灵帝光和三年秋-四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两汉时期的地震发生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地震的次数东汉较西汉大为增加，区域以长江以北为主。在68次地震中，其中西汉(含新莽天凤三年)17次，占地震总数的1/4;东汉51次，占总数的3/4，次数明显增多。尤其是和帝、安帝、顺帝和桓帝时期，地震更为频繁。从地震发生的区域范围来看，绝大多数是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长安、洛阳作为两汉的都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比较集中，地震造成的危害较大，对地震的记载自然就十分详细。在68次地震中，其中京师地区就达42次，占总数的61%以上，有些年份中记载只有地震两字，并未指出具体地点，但一般来说，凡此“往往为国都之事”。而江南及其他地区记载极少，但并不说明这些地区在这一时期就未发生过地震，只不过是没有被人记载下来而起。
叠溪海子－－1933年地震遗址
再者，伴随地震这一主灾害,还连锁发生着一系列次生灾害。根据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往往具有群发性的特征。两汉时期地震后主要的次生灾害有以下几种:(1)地震引起山崩。这是伴随地震产生的最主要的次生灾害。如高后二年,“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文帝元年,“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2)地震引起地表水激荡。因“地震震动破坏了地震现场的地下水水平面，使一些地方地下水上升涌出地面，多则泛滥成灾”。如文帝元年,“大水溃出”。安帝元初六年,“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涌水”。汉顺帝建康元年,“京师及太原、雁北地震，三郡水涌地裂”。汉桓帝建和四年,“夏四月，京师地震。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汉灵帝光和三年秋至四年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3)地震引起河道壅塞。如汉成帝河平三年，“犍为地震。雍江水,水逆流。”(4)地震引起海啸。汉灵帝建宁四年,“地震,海水溢”。熹平二年,“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5)地震引起疫病爆发。景帝后元二年,“地震。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地震之后的疫病流行,使民众大量死亡,以至棺材也为之涨价。这些伴随地震产生的次生灾害,其危害程度有时甚至超过地震本身,尤其是几种灾害相互作用,其破坏性更大。汉元帝时的京房曾说:“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螽,民人饥疫。”
最后，地震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存条件都造成巨大的损失。首先是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其中伤亡人数比较多的地震有：高后二年地震,“杀七百六十人”。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杀六千余人”。成帝绥和二年地震,“杀四百一十五人”。其次，对人民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地震及伴随而来的山崩地裂、水灾泛滥等灾害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地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如汉元帝建昭四年,“蓝田地震,山崩,拥灞水。安阳(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汉灵帝光和三年秋至四年春，酒泉表氏一带多次发生地震，导致地表水涌出，泛滥成灾，使城中的官衙和民房全部倒塌，以致不得不“县易处，更筑城郭”。再次是对人民的家庭私有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两汉时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居民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抗震能力极差，一旦稍有震动，就房倒屋塌，人民流离失所。如汉惠帝二年,“地震陇西，压四百余家。”汉成帝绥和二年,“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廓”。汉安帝元初六年,“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坏败城郭、民室屋”。汉顺帝永和三年,“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室屋多坏”。损失都十分惨重。
康熙罪己诏——英明皇帝震灾后的补救措施
康熙十八年的北京大地震，首先是地域的特殊性，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问黄中心，人口众多，各种建筑物也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地区里面发生地震造成的伤害必然是非常的惨重，再者这次地震是该地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最后处于康乾盛世的时代，面对着这样的一次大地震，作为统治者和百姓是怎么进行震后救灾的，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的震级为 8级，震中烈度为十一，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地震所及范围至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等省，共计 200 多个县市， 最远记录达 700 百多公里。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从京城的东方的地下发出响声，顷刻之间，只见尘沙飞扬，黑雾弥漫，不见天日。而地面上的人们也被震得东倒西歪，如同坐在船上一半，随后，私下里巨声响起，地面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动物到处的乱窜，人们更是无头脑的乱跑，但是已经迈不开步了，这场爆发力极强的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带来深重劫难。蓟州地区，根据史料记载“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地裂深沟，缝涌黑水甚臭，日夜之间频震，人不敢家居”。宛平县城也没有逃过此劫，“一响摧塌五城门，城中裂碎万间屋。万七千人屋下死，骨肉泥糊知是谁？……西门向北有劈面酸风乱滚之黄沙，东门至南有扑鼻膻水泛滥之黑沟”。良乡县倒塌瓦房10余间，土房40余间；损伤土房、瓦房近百间；街道震裂，水涌高三四尺。二十九日、三十日复大震，良乡、通县等城俱陷，裂地成渠，黄黑水溢出，黑气蔽天。作为震中之一的三河县的惨状更是无法描述，当时的县令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四远有声，俨如数十万军马飒沓而至”，“有骑驴道中者，随裂而堕，了无形影”，“扶伤出抚循，茫然不得街巷故道，但见土砾成丘， 尸骸枕籍，……号哭呻吟，耳不忍闻，目不忍睹。” 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使得北京地区顿时陷入生存危机的严 重深渊。地震强烈的破坏力使地表建筑遭到极大损毁，“城垣坍 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据统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京城也是震中之一，很多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据统 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京城的各宫殿、城 楼、寺院、庙宇、会馆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宫殿类如养 心殿、永寿宫、乾清宫、慈宁宫、武英殿、保和殿等；寺院、庙宇、塔阁类如长椿寺、文昌阁、善果庙、广济寺、白塔等；会馆类如京师芜湖会馆、都门南陵会馆、都门云龙会馆、襄 陵会馆、中州会馆、华州会馆等。除了为数众多的老百姓在这次地震中死去外，还有很多的官员也死在了这次地震中，包括内阁学士王敷政、大学士勒得宏、掌春坊右庶子翰林侍读庄炯生、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
康熙十八年地震记载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灾情，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正确的救灾措施，这显示了康熙皇帝的英明之处。首先，他发了“罪己诏”，言道：“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他还遣官告祭天坛，并数次率诸王、 文武官员诣天坛亲行祈祷。这些形式在客观上也促使了整个统治阶级关心民情。接着，康熙又令户部和工部拨款震灾，由于 地震房屋倾倒而无力修葺者，旗人每间给银四两，民间房屋则每间给银二两。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还有，对于受灾地区的百姓，减免赋税，以利赈灾，并且发放粮食，解决灾后饥荒问题。最后，除了官方的赈灾之外，民间也是互相帮助，成为重要的补充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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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古代，水旱灾发生得非常频繁，自宋朝以来诸暨发水灾次数最多是在____时期。 A．明朝 B.清朝 C． 民国
答案： A 选项
【史料】明清时期，甚至经常发生连年旱灾。以湖南为例，据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自然灾害表》统计，连续6年发生旱灾的有2次，连续5年发生旱灾的有3次，连续4年发生旱灾的有3次，连续3年发生旱灾的有8次，连续2年发生旱灾的更是多达15次.
所以C可以排除.
【史料】明代水灾的基本情况及对社会的影响明代水灾次数之多,危害之重,它是前后任何一朝都不能相比的。有明一代,凡二百七十六年,共遭各种自然灾害1214次,其中水灾486次,位居各种灾害之首,占41％。旱灾次之,为434次,占35％。其它自然灾害(包括蝗灾、雹灾、风灾等)共有294次,占24％。在平均每年4.4次灾害中,水灾就约占了1.8次.这些水灾遍布全国各地,而尤以黄河下游地区、苏松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沿江地区为多。黄河下游地区,主要是受黄河及其支流泛滥而灾,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决堤改道,黄河决口的年份达二百四十六年。
所以选A
4、中国历史上有过哪些大水灾？
黄河在2000年内决口成灾1500多次，重要改道26次，水灾波及范围达25万平方公里： 1117年黄河决口淹死百余万人。
1642年黄河决口，水淹开封城，全城37万人中有34万人淹死。 1933年黄河决口54处，受灾面积1.1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60多万，死1.8万人。
长江在1300多年间水灾200多次： 1931年自沙市至上海沿江城市多被水淹，武汉市受淹百日，淹没农田333.3万公顷，受灾人口2850万人，死亡14.5万人。
1932年汉江大水受灾面积150.9万公顷，1003万人受灾，死14.2万人。
1954年长江大水，汉口最高水位达29.73m，超出1931折决堤水位2.8m，经全力抢护，保住重点堤防和武汉市的安全，但受灾农田仍达317万公顷，受灾人口1800万，死亡3.3万人。
1981年长江大水53个县以上城市、580个城镇、2600多座工厂企业、83.3万公顷耕地受淹，倒房160万间 1931年淮河大水，水淹蚌埠，淹地面513.3公顷，死7.5万人。
1975年淮河上游暴雨，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失事，严重受灾人口550万，死亡数万人，京广东铁路被冲毁102公里，中断停车18天。
1991年，江淮及太湖流域梅雨期暴雨洪涝成灾，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湖南、浙江、上海等省市受灾人口达1.3亿，死亡1200多人，伤25万多人，仅安徽、湖北两省55个县市受淹，直接经济损失600多亿元。
海河在580年间水灾387次：
1939年海河大水，淹天津，333.3万公顷耕地、800万人受灾，冲毁铁路160公里。
1956年淹地285.3公顷，受灾1500万人。
1963年淹地380万公顷，倒房1450万间，冲毁铁路75公里，损失60亿元。
在其它流域，如1915年珠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珠江三角洲受灾农田43.2万公顷，灾民300多万，死伤10余万人。1932年松花江暴雨洪灾，哈尔滨市被淹1个多月，12万人无家可归，淹死、病死灾民2万余人.
5、历史上的旱灾
光绪朝代是慈禧太后专权的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清末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
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乾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早倩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现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极重极惨”。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报》)。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于，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奇灾”。今天回顾这场天灾，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这场天灾的记叙，除了哀叹，更需要深思
6、历史上最有名的次旱灾是什么
光绪朝代是慈禧太后专权的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清末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
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乾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早倩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现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极重极惨”。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报》)。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于，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奇灾”。今天回顾这场天灾，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这场天灾的记叙，除了哀叹，更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