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道光旱灾

1、古代对旱灾有哪些记载？

旱灾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而且波及范围较广，影响较大。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周围—些国家发生的大旱是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为严重的—次旱灾。80年代初期的一次大旱遍及34个国家，近一亿人口遭受饥饿的威胁。此外，我国也是一个旱灾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据史料记载，我国旱灾频繁。历代史书、地方志、宫廷档案、碑文、刻记以及其它文物史料中。公元前206年～1949年，中国共发生旱灾1056次。16世纪至19世纪，受旱范围在200个县以上的大旱，发生于1640年、1671年、1679年、1721年、1785年、1835年，1856年及1877年。1640年（即明崇祯十三年)在不同地区先后持续受旱4～6年，旱区“树皮食尽，人相食”；1785年（即清乾隆五十年）有13个省受旱，据记载，“草根树皮，搜食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1835年(即清道光十五年）15个省受旱，有“啮草嘬土，饿殍载道，民食观音粉，死徒甚多”的记述。20世纪以来，1920年陕、豫、冀、鲁、晋5省大旱，灾民2000万人，死亡50万人；1928年华北、西北、西南等13个省535个县遭旱灾；1942～1943年大旱，仅河南一省就有数百万人饿死、病死。

1950年至1986年间，全国平均每年受旱面积达3亿亩，成灾1.1亿亩。干旱严重的1959年、1960年、1961年、1972午、1978年和1986年全国受旱面积都超过4.5亿亩，且成灾面积超过l.5亿亩。1972年北方大范围少雨，春夏连旱，灾情严重，南方部分地区伏旱严重，全国受旱面积4.6亿亩，成灾2亿亩。1978年，全国受旱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旱情严重，一些省份1月～10月的降水量比常年少30%～70%，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伏旱最为严重，全国受旱面积6亿亩，成灾面积2.7亿亩。从史料上来看，这是有统计资料以来的最高值。

2、山东省登州府清朝哪一年发生大旱灾

据民国莱阳县志载 莱阳县以清康熙四十二年和道光十六年旱灾
最重 均导致第二年的大饥荒 人食榆皮树叶\草根树皮 死者大半\死者无算
所以当地民间至今流传着“不用跑 不用颠 这不是道光十七年”的俗语。

3、历史上的旱灾

光绪朝代是慈禧太后专权的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清末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

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乾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早倩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现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极重极惨”。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报》)。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于，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奇灾”。今天回顾这场天灾，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这场天灾的记叙，除了哀叹，更需要深思

4、晚清时期最大的一场灾难，造成了多少人惨死？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王史，我们发现一个诡异现象，每逢王朝灭亡前夕，天灾人祸总会集中爆发。晚清光绪年间，中国北方爆发了一场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这场旱灾历时三年多，为大清两百年未遇的旱灾。

从1876年到1878年，大清国的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旱灾。受旱灾以及由旱灾带来的饥荒人数，多达1.6亿到2亿，相当于全国人口一半。

说是天灾，源自1875年光绪继位之初，北方地区的降水就明显少于往年，到了冬天依旧雨水稀少。短短一年后，旱情加重。受到干旱缺水影响，华北地区农作物直接减产，严重地区全面绝收。

农作物绝收直接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致使一些地区十室九空，“饥则掠人食”，出现了人间地狱的惨状。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朝廷上奏了山西旱灾报告，：“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jìn)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说是人祸，是因为清廷的国库早已一贫如洗，各地粮仓更是无粮可调。粮仓无粮除了官员贪污变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全国良田几乎都种上了鸦片。在晚清照片中，我们看到这样一幕，上至权贵，下旨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在疯狂吸食鸦片。

这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鸦片非常便宜。之所以这样，是清廷为获取大量税收，大肆推广种植鸦片，当年山西、山东、河北等良田，都是鸦片种植的重要基地。因为鸦片的大量种植，造成粮食严重不足，同时老百姓吸食鸦片又造成劳动力不足，陷入恶劣循环。

正因此，如今人们在回顾晚清这场大旱灾时，总会说这一句话，“虽曰天灾，实由人事。”为了防止民变，清廷一度同意卖官筹款，用此办法筹集赈灾款达到了500多万两。同时，清廷还派人去香港、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等地进行募捐活动，效果也比较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方传教士也参与了这场大旱灾的救灾活动。比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他于1877年倡导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后发展为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在李提摩太为首的传教士多方奔走呼吁下，洋人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为赈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丁戊奇荒”让清朝元气大伤，内忧外患的大清，从此一蹶不振，短短十几年后就寿终正寝。

5、崇祯年间的气候大旱，是不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樊树志先生在《明史十讲》中指出，明清易代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末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政治腐败，阶级斗争严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李自成自己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是荒淫无耻的腐朽政治让他举起了起义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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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可谓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传统解释，不过近些年来，也有一些新观点出现，比如提出崇祯年间的气候灾害与明朝灭亡有直接的关联。

那当时明朝的气候状况是啥样的呢？据研究表明，中国的明清时期正处于1450-1890年间的小冰期，这一时期全球气候相对寒冷，气温低于现代1-2摄氏度，也称为“明清小冰期”。在1560-1890年的明清小冰期鼎盛时期，全球气温剧烈波动，在国内“除云南、贵州地区降温不明显外，其余范围普遍出现了低温期，冬、夏季降温均较明显”（王苏民、刘健、周静《我国小冰期盛期的气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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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气温波动在以农业为主、靠天吃饭的中国古代影响尤其严重，频发的自然灾害不仅危害了农业生产，甚至还影响到了当时的人口迁移、政权更替、疆域变化，满清入关、明朝灭亡、道光萧条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小冰期鼎盛期。

小冰期共计持续了400多年，明末万历二十八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期（1600年-1643年）逐渐开始，至崇祯年间达到高峰。1628年崇祯继位时正值最寒冷的一段时期，寒冷气候下降雨区普遍南移，导致北方地区出现连年旱灾、蝗灾。

以陕西地区为例，据《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旱灾、蝗灾频发的同时伴随着异常严重的水涝灾害。

河南也出现连年旱涝蝗灾，“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十五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郑廉《豫变纪略》），粮食价格猛涨，无以为食便以草根充饥，或抛妻弃子，或自杀偷盗，或行街乞讨，甚至骨肉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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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难的流民大规模出现，瘟疫、鼠疫猖獗，据统计从1408年到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了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李伯重《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全球视野中的明朝灭亡》），崇祯六年山西地区出现鼠疫，后逐渐传至河北、北京等地，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中已经瘟疫大作、人鬼错杂。

南方地区虽自然条件好过北方，也难逃灾难，旱灾已遍及20个省市，北方多数地区也连续4-8年颗粒无收。纵然崇祯帝勤勉的大作佛事、下罪己诏，也无济于事。这个时候出现的农民起义，明朝已经无力镇压，因为仓廪空虚，军备早就难以维持。大厦将倾，非一木所支也。

6、大清亡国有预兆，瘟疫、蝗灾、旱灾接连发生，最后被什么灾害了结？

清朝最后被鼠疫了结。当时清朝爆发了大面积的鼠疫，面对这一自然灾害，清政府当时并没有想着怎样解决而是想着怎样防御。当时就是清政府这样的态度让老百姓失望透顶，从而也失去了整个国家的民心。在宣统皇帝刚上位的一年之后，中国东北就发生了一场特大灾情的鼠疫。根据当时地方官员上报的报告书来看，这场鼠疫的遇难人数达到了6万人之多。就是因为灾情非常严重，当时让整个东北的交通全部停止，不但如此，当时各个行业也全部歇业，让整个东北的商业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当中。就是当时这场鼠疫的发生，才加速了整个清王朝的灭亡。在1910年的时候，这场鼠疫首先是从满洲里开始的。要知道鼠疫这种疾病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只要有一个人接触到这种病，那么周围的一片人将会受到感染。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这种病情就传到了哈尔滨。之后这种病情也一直在向北向南发展。直至当时从满洲里一直传到了吉林的省城吉林。根据史书记载，凡是当时开通铁路的地区都染上了这种鼠疫。但是面对着这样严重的灾害，清政府的态度其实并不是解决这场自然灾害挽救更多的东北人民的生命。当时清政府对于这场灾害的态度就是下令严防。也就是清政府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才让整个人民失望透顶。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当时非常多的省趁机宣布独立，让整个清朝迅速分离。就是当时这场鼠疫加速了整个清王朝的灭亡。

7、历史上比较大规模的旱灾都发生在什么时候（中国）？持续了多久，有怎样的社会危害？

商朝
成汤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间），曾有连续七年的大旱，《管子·轻重篇》曰：“汤七年旱，民有无子者。”管仲还认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
周朝
《诗经》有“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以及“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4]的描述。《诗经•大雅•云汉》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临。”《集传》：“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胜也。”
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连续六年大旱。
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史载“三川竭，岐山崩”，三川即泾河、渭河、洛河。伯阳父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汉朝
《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
《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前汉书·武帝本纪》载，（前114年），“四月，关东旱，郡国四十余饥，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发生大旱灾。
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
南北朝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
南朝宋大明年间有旱灾。沈约在《史臣曰》说，“大明之末，积旱成灾，虽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减过半”。
隋朝

大业八年（612年）大旱，“时发四海兵，帝亲征高丽，六军冻馁，死者十八九。”
大业十三年（617年）大旱，“时郡县乡邑，悉遣筑城，发男女，无少长，皆就役。”
唐朝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
《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监察御史，负责赈灾，他写有《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吾闻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灾我身。胡为旱一州，祸此千万人。一旱犹可忍，其旱亦已频。”。
宋朝

《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梦雷在湖南大旱饥荒，写下一首《勘灾诗》，“散吏驰驱踏旱丘，沙尘泥土掩双眸。山中树木减颜色，涧畔泉源绝细流。处处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无收。下官虽有忧民泪，一担难肩万姓忧
元朝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
明朝

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
《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陕西连年大旱。
《烈皇小识》：“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鹿樵纪闻》说：“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
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河南内黄县苏王尉村发现的《荒年志》碑记崇祯十三年时“斗麦价钱六百文，斗米价七百文，斗豆价四百文”。
有专家统计明朝旱灾次数一共有174次。
清朝
《济南府志》记载康熙四年“春饥，免顺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赋粮并发帑分赈。六月大旱，飞虫蔽天，坠地如蜣螂”。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个省受旱，“草根树皮，搜拾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无收，赤地千里，大饥，人相食。”又山西境内“无处不旱”，“河东两熟之地，灾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是年8月1日，山西巡抚曾国荃奏折曰：晋省报灾州已有57处，饥民200余万，后来“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据12月10日奏报统计，全省被旱10分（颗粒无收）者16个州县；被旱9分者13个县；被旱8分者30个县；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还有9个县。
中华民国

1929年，陕西大旱，80%的县受灾，估计死亡加逃亡人数达300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今中国依旧是旱灾频仍，几乎是无年不荒，缺水成为中国全国境内最迫切的问题。2006年内蒙古苏尼特草原持续旱灾，受灾草场面积23186.7平方公里。2006年5月中旬以来，重庆市遭遇大旱灾。2009春，干旱波及中国12个省份，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达到特旱。2010年初，云南、贵州为中心的五个省份已达到特旱。

8、面对旱灾，乾隆使用了哪些经典的赈灾方式呢？

乾隆八年(1743年)，法国驻华传教士宋俊荣给国内的朋友写了一封信，抱怨北京的天气。信中写道:“北京的老人说，他们从未见过如此高的温度。“当时，宋俊荣用拉姆齐温度计记录了北京的气温。后来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部整理转换数据，得出1743年北京平均气温高达40摄氏度，最高温度是当年7月25日，最高温度44.4摄氏度，是中国北方近300年来最高的夏季高温，至今未破。40度以上的高温，没有清代的空调和风扇，人们的悲惨生活可想而知。不仅北京热，全国都热。根据同时期的文献记载，当时天津“土石方被烧”。山西“人死热”、“行人死”，青城“千里旱”。“西南树木常死。这些骇人听闻的记录看起来仍然令人震惊。走在路上，你会看到行人行走，因为酷热而奄奄一息。土地和石被加热，甚至人被用凉树烤死。

山东、山西、河北、天津、京基等地尤为严重，人们承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这种高温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是罕见的。自清朝建立以来，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天气。这场灾难持续了夏季的高温，造成了严重的干旱。当时有官员上书乾隆皇帝，说这场灾难是雍正帝推行的各种新政策造成的，建议皇帝废除新政。乾隆大怒，斥其“无理取闹”。旱灾从乾隆八年夏持续到次年五月。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大量流民涌入北京，对皇权的稳定构成极大威胁。乾隆皇帝对此深感忧虑。乾隆在当时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皇帝。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他很快做出了决定，并与部长们讨论了救灾计划。在应对酷暑问题上，清政府向灾民提供了大量冰块和药品，并定点发放给灾民。此外，九门还花了12000银币，专门用于应对热灾害。朝廷绥靖之后，城内百姓逐渐稳定。下一次干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乾隆皇帝紧急向首都及周边受灾地区分发了40万粒粮食。责令所有受灾州县调查统计灾情，将所有灾民记录为“极端贫困”和“次贫困”，然后根据情况给予补助。拨款，发给每张发票，如果有假收据，我需要凭票领取救济品。在所有受影响的地区，已经建立了“粥厂”供灾民食用。在古代，干旱往往伴随着瘟疫。为了防止干旱引发的瘟疫，还要求隔离当地的“粥厂”，由专门人员管理。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救灾措施，但是受灾面积太大，流落街头的人随处可见。这时，乾隆想出了一个办法，启动荆州土城工程，让灾民去打工，让大量灾民有了工作，大大减轻了首都灾民的压力。

乾隆九年，根据当地灾情，朝廷规定当地民众“借麦种”和“官借费”，并在当地官员的建议下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此外，在春天，法院提供了大量的大米和食物，严厉打击了试图在国家发财的奸商。就这样，持续了近一年的自然灾害以危险的方式进行了。一年后，大多数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恢复生产。因为是清朝的盛世时期，雍正十三年的盛世统治之后，丰厚的国库，强大的财政支持，当时乾隆皇帝的正确决策，教科书上的赈灾之道，百姓平安渡过了天灾。而且因为天灾在短时间内解决了，天灾并没有进一步导致人为的灾难，挽救了“康干盛世”的名号。

9、历史上最有名的次旱灾是什么

光绪朝代是慈禧太后专权的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清末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

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乾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早倩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现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极重极惨”。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报》)。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于，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乾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 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奇灾”。今天回顾这场天灾，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我们并不满足于这场天灾的记叙，除了哀叹，更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