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賑诸道旱灾敕

1、隋唐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影响很大，具体有哪些?

主要从以下方面阐述隋唐时期取得的科技成就

隋唐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隋代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运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岁差的准确值高于欧洲；他还提出了测量子午线长度的设想,否定了 影千里差一寸 的传统说法.唐王希明编辑而成的七字长歌《步天歌》广为流传,极大地促进了天文知识的普及.唐代徐昂的《宣明历》,测得黄道和赤道交角为23°u65299X5′,与现代理论数值仅差0.5′左右.开元时期僧一行制订了《大衍历》,为后代历法家编历提供了固定的模式.一行还是实际测量子午线的创始人,并测得子午线每一度长为351.27唐里.

隋唐在数学上,也取得了重要成就.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在制订《皇极历》时,首先创立了等间距的二次内插公式,这是数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唐代著名数学家王孝通,把毕生精力都用在数学的研究上,他的最大贡献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作了《缉古算经》；在这部算经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古代数学方程式理论作出了卓越贡献.唐高宗时,曾令太史令李淳风与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人注释十部算经.这十部算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和《缀术》. 十部算经 对古代数学成果的推广和普及,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后,还有名为《夏侯阳算经》的韩延算术,全书3卷共83个例题,多为地方官吏和普通百姓所常用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技术.据史籍记载,这一时期的算学家,除了刘焯、王孝通、李淳风、僧一行外,还有陈从远、龙受益、边刚、刘孝孙等人,他们都在数学领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隋唐的农学特别发达,有着丰硕的成果.隋文帝采用北朝以来的均田制,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奖励垦荒,安定农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出现了 务在农桑 、 时尚稼穑和 勤于稼穑 的社会风尚.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精耕细作,整地保墒、扩展良田等农田管理技术取得了重大发展.当时,还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排水和灌溉的技术问题.唐代出现的曲辕犁 起拨特易,牛乃省力 ,在古代犁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代的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陆羽编著的《茶经》,是世界第一部茶文化专著,对茶树的栽培、茶叶的采摘和加工制作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畜牧业方面,唐代采用引种杂交方法,开发出駃騠、骡等新畜种.其规模之大和成就之丰,在当时世界上堪称罕见,充分显示出古代牲畜育种科学的重大成就.李石编著的《司牧安骥集》,则是我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兽医大典.其他如隋代诸葛颖的《种植法》、周思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王旻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陆龟蒙的《耒耜经》、韩鄂的《四时纂要》等农学著作,使隋唐时期出现了异常繁荣的农学研究盛况.

隋唐的地理学成就突出,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在方志的修著、制图学的丰富、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研究考察方面,都较之前代有着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地理学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隋大业年间,朝廷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并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如《区宇图志》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总地志.唐王朝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造图经,当时有五十多个州修有图经.全国性的地志和图志也有新的发展,其中肖德言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贾耽的《古郡国道县四夷述》、孔述睿的《地理志》等,都很出色.隋炀帝时,裴矩奉命掌管西域贸易,将域内各国的地貌风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初唐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贞观年间,玄奘西行取法,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天宝年间,杜环在大食境内留居10年,后撰有《经行记》；后晋天福三年,高居海撰写了《行记》.这些图志的涌现,不但使制图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而且还填补了域外地理学方面的空白.此外,唐代的行政区划图、军事地图也有突破,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上的杰作.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潮灾的防止和潮汐的利用至为重要.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海涛志》；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潮汐逐日推移的规律.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白居易的《海潮赋》,对于唐代在海陆变迁方面的认识作了生动的记载.对于黄河源头的考察,地下岩溶地形、海岸地形、沙漠地形等自然地理的认识,都取得了科学的结论.

隋唐的医学成就,至今仍盛传于世.隋朝名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记述了多种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方法,反映出隋代的医药学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当时的肠吻合、血管结扎、拔牙等外科手术,在整个世界是没有前例的.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毕生致力医学,被人们称为 药王.他在唐高宗时编著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唐代的针灸学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针灸挂图、图谱、灸疗专著大量增加,针灸疗法被正式列入国家的医学教育课程.此外,隋唐时期完善了医事制度,对医学典籍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对医科也有了科学的划分,藏医和中外医药交流也空前发展,造就了一个医学上的辉煌时代.

隋唐的水利事业成就显赫.沟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其宏大的规模和高超的设计水平而载入史册.涪陵鱼石则是我国最早的 水位站.唐代的引黄灌溉和关中平原灌溉系统的修复和改造,科学地解决了引水、排水和灌溉等重大课题,为人类的水利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隋唐的建筑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隋代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主持修建的大兴城及洛阳城,唐代严密规划加以扩建的长安城,其设计思想合理,建筑规模宏大,皇宫、民居、坊里、市场、街道、水源、航运、绿化等各种功能均大大超越前代都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州桥造型奇特、设计精巧,至今仍是桥梁建筑史上的光辉范例.广泛应用的木结构建筑技术体系和高层结构建筑技术体系,推动了古代建筑事业的发展和壮大.

2、木版彩印画哪里有卖？还有哪里能找到雕刻木板的艺人？能具体留个联系方式最好了

河南开封朱仙镇木版彩印画“老字号”——朱仙镇木版年画天成老店 。
天成老店建于公元（1812年）经过长期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独有的风格：构图饱满、形象夸张、线条粗狂流畅、阴阳分明、色彩鲜艳、人物无媚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其制作工艺采用木板套印和石印相结合的方法。该店的年画没有受国画和外来绘画笔调的影响，它不染脂粉勾勒古朴协调，人物形象逼真。具有朱仙镇木板年画的独特的艺术色彩。加上植物颜料炮制调色，印出的年画色泽鲜亮、浓重、经久不退。故而朱仙镇《天成老店》年画驰名中外。受到了中外木板年画爱好者和权威人士的高度评价以及收藏，有力的展示了中国的精湛木刻印刷艺术。
眀末清初家住小尹口村的尹清源在祖传的基础上，在朱仙镇估衣街中段，开设年画作坊，以尹清源之子尹德成，名字的“德成”二字命店名为《天成德老店》后来简称《天成老店》该店制作的年画供不应求生意红火发展、迅速，以有几人发展到百余人，为了便于经营，尹清源主持从《天成老店》分出《天盛德》由长子尹德顺掌管经营，《天义德》、《二和永》等其他店，均由已经出师的徒弟掌管经营。清乾隆年间尹德成带领儿子尹杰文（尹福祥之父）把《天成老店》从朱仙镇迁往开封市北书店街（古称花井街）经营木板年画，形式上增加了石印大小中堂，内容上更为丰富：有和合二仙、马上加鞭、岐山脚、三娘教子、钟馗封等深受中外商家喜爱争相购买。
朱仙镇木板年画《天成老店》经历沧桑经历兴衰，解放初期尹杰文将《天成老店》从开封迁回朱仙镇，经营内容上增加了“八大锤闹朱仙镇”“樊梨花征西”等戏剧人物。使这一璀璨的民间艺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十年浩劫期间，该镇《天成老店》的第三代传人尹杰文、第四代传人尹福祥所用的五千余块木板版画被付之一炬。幸亏县文化馆赶到救出一千余块拉到开封县文化馆收藏。
中国古代发明的印刷术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版画艺术是雕版印刷的一个重要方面，曾以多种形式深深植根于人民生活，千余年来成为文化、美术的有力的普及工具。版画艺术包括书籍的插图（有说明作用的图解，特别是技术性的医药、地理等类书籍的插图，以及连环画式的插图和佛经引首扉画等），年画及其他节令风俗画，以及独幅的风俗画等。版画艺术的密切联系着人民生活及其需要的优良传统，可以从版画和雕版印刷的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说明。
雕版印刷技术在中国最早开始。象下面这样的历史材料都还是彼态度慎重的历史学家所怀疑的：新疆曾出土一页残破纸片，上面有两行残缺不全的文字：“…官私…延昌三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犬行人慎之…”（延昌三十四年是公元五九四年，是吐鲁番地方古代一个地方政权“高昌国”的年号）看来很象印刷品。又古书上记载隋开皇十三年（公元五九三年）曾下诏提倡佛教，其中“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曾被解释为雕版印刷佛像或佛经。这些材料虽有待进一步证实，但九世纪时，雕版印刷已广泛流行的事实则是完全被证实了的，而且那时雕版印刷的流行是为了能够以极大的数量适应人民群众的需要的。显著的例证是很多史料都谈到了历本和韵书（以注读音为主要目的字典）的刻印。唐德宗时（公元七八○一八○四年）冯宿上奏章说每年政府的新历还未颁布，四川、淮南等地出版的历本已满天下，因而请求政府加以禁止（农历要每年计算月长月短以及二十四节气在一年中的排定，古代都是由皇家的天文学家计算，用皇帝的名义颁布施行）。唐文宗在公元八三五年曾禁止诸道州府，不得私置印刷历本的木版的诏令是见于记载的。唐朝末年，江东商人因为贩卖的历本上大小尽各有不同，而引起了争执。唐代历本的实例有敦煌发现了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和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的两个残本，此外敦煌也发现五代和北宋时代的历本。中和二年历本是“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刊行的。四川出版的韵书，在日本和尚宗叡在咸通六年（公元八六五年）带返日本的佛经和其他书籍的目录中，就有唐韵和玉篇各一部。四川在唐代已经成为印刷中心，公元八八三年一个官吏柳玭在成都城东南的书铺里看到雕版印刷的“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的迷信书和“字书小学”等字典之类。当时在群众中有地位的文学朽也被雕版印刷，如白居易的诗歌由于受欢迎，在浙江一带有印本沿街叫卖，并且人们可以用来换取茶酒。这是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在公元八二四年为他的诗集作的序文中谈到的。五代时候，四川雕印文学书尤其盛行，而特别是当时的新从民间文学中发展起来的词典。也有个人为自己的作品到书的。如官僚词人和凝及和尚诗人兼画家的贯休都刻印了自己的集子。西蜀的宰相毋昭裔曾刻“文选”和“初学记”，起因是他年轻的时候向人借书不得，于是发愿在显赫以后要刻版印行，让读书人都能很容易的看到。这也说明刻卷帙较伙的大套书这时才开始。
由以上这些片段的记载可见雕刻印刷在民间最迟自唐代末年，九世纪起已发展起来。刻印的中心有成都、淮南（安徽）、江浙。所刻的书以民间日常需用的日历、字典、诗歌文学和宗教迷信书为多。
唐代雕版印刷的重要实例，也是全世界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印本书，是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刻的《金刚经》卷子。全卷是七张纸拼成，第一张引首扉画为佛在祇树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图。这是中国版画史上现存的第一件作品，线纹流利，细致，经文字体笔划也极精美规整，表现出雕刻技术已非常成熟。此一现象之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它可以说明，雕版技术应该在此之前早已开始了。这一幅引首扉画的构图形式成为此后佛经扉画的标准格式。
敦煌还发现有捺印的千体佛像残幅，是墨印的成排的小沸像，再用笔加彩。五代时期的单幅的《毗沙门天王图》和《救苦观世音菩萨图》制于晋开运四年（公元九四七年），是敦煌的统治者曹元忠为了祈福而大量印制的。这一些作品和敦煌发现其他印本佛像以及杭州雷峰塔倒坍后发现塞在砖心中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吴越王钱俶在公元九七五年造）同为版画史上罕见的早期的作品。这些佛教的宣传品之所以雕版印刷也是因为可以达到大量流通的目的，按照佛教的规定，成千成万的传播佛像和佛经是祈福的重要方式。
宗教迷信的书籍和图画书籍雕版印刷流传，是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都不能摆脱落后的阶级社会的限制和剥削阶级的统治。由于同样的原因，从五代开始，统治阶级更着手大规模的来利用这一人民创造的传播文化工具。
五代时，在政治情况不断变化中仍能一贯保持自己的显赫地位的冯道，看到江南和四川来的人贩卖印版的文字，内容很多，但是没有儒家经典，于是在他的倡议下，用官府的力量以国子监的名义印了卷数浩繁的儒家经典共十一种，从公元九三二年开始到九五三年完成。这批经典的版本是雕版印刷历史上有名的五代“监本”。自此以后，历代国子监都把印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工作。
北宋的国子监在汴梁和临安，南宋在临安部进行了雕印儒家经典的工作，金、元则在山西平阳设立了“经籍所”，宋代各地方政府也进行刻书。宋、金、元官府刻书的范围已逐渐扩大，并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书、子书（古代思想家的著作）、文学（诗文集）和技术书（特别是医学和算学）。北宋末年汴梁国子监的书版和工匠被金人掠到山西平阳，南宋末年临安国子监的书版在明代初年集中到了南京。明代官府刻书种类虽更繁多，但特别着重的是四书五经及其注释，科举文章的参考书（如：古文真宝，古文真粹，宣传唯心思想的“性理”的哲学书，等等）。明代分封在各地的皇族藩王也多利用刻书聚集一些文士。康熙、乾隆时期除了刻经史以外，更刊印皇帝的诗文集和用皇帝名义编撰的各种百科全书，乾隆武英殿殿版书共一四七种。
宋代开始的另一根据统治阶级意旨进行的大规模雕版印刷是全部佛经和道经的出版工作。宋初开宝年间在四川雕印了整部《大藏经》，共费时十二年（公元九七一一九八三年），全书共五千多卷，当时并以之赠送朝鲜、日本和越南各国。这部藏经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很有名，称为《开宝藏》。宋代政和年间又刊印了全部道教经典：《万寿道藏》五百余卷。宋代以后，金、元、明、清各代都曾屡次编纂并刻印全部佛经和全部道经，其中也有不是直接由皇家主持的，例如有名的《赵城藏》的雕造是金皇统八年至大定十三年（公元一一四八一一七三年）二十五年间由山西解州天宁寺在民间自行募集而进行的。
在这一些直接为统治阶级所支配的雕版印刷事业中，版式的设计，字型的设计和雕制及印刷的精美而有显著的艺术价值：这些印刷物中也有版画插图，除了科学技术性的图解插图以外就是一些教育性质的插图，例如宋代雕印的《三朝训鉴图》、《列女图》、《营造法式》（建筑术）和《三礼图》（考古学）等。宋代还曾雕印过《耕织图》。

3、茶叶征税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唐朝对茶叶征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税其一，由盐铁转运使主管茶务。兴元元年(784)改元大赦，停止征收茶税。贞元九年(793)复税茶，在产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所经要路设置税场，分三等作价，十税其一，岁得钱四十万贯，茶税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穆宗即位后，又增天下茶税十分之五。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王涯为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始改税茶为榷茶专卖。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制造，旧有私人贮积，皆使焚弃，全部官种官制官卖。此法遭到朝野反对，百姓诟骂，旋即罢废。开成元年(836)，李石为相，又恢复贞元旧制，对茶叶征收什一税。唐武宗即位后，榷茶专卖制度才确立起来：“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全部茶叶都由官府收买，然后转卖给商人，并对茶商征收重税。茶商除缴纳住税、过税外，还要缴纳住宿税“塌地钱”。唐末，茶法日密，严厉惩治私卖和漏税私茶。唐宣宗时期更予每斤茶增税五钱，谓之“剩茶钱”。茶税已成为国家的大宗收入。但随着藩镇割据的形成，地方茶税收入多被割据政权截留，中央政府所得无几。

五代十国时期，全国分裂割据，茶法不复统一。南方产茶地区的南唐和后蜀等割据政权实行榷茶专卖；湖南地区则听民采茶、允许卖于华北，设置回图务，征收高额茶税。北方五代诸国，因不产茶，所需茶叶都从江淮以南输入，则设置场院，征收商税。

4、中国历史上的834年有什么历史

834年，唐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太和八年，该年大事记如下：
幽州军乱
太和八年（八三四）十月四日，幽州军乱，节度使杨志诚、监军李怀仵被将士驱逐出境，众推兵马使史元忠为留后。十一月，史元忠将志诚在幽州时所造衮衣（帝服）及其它违制器物上奏朝廷，文宗诏御史台审讯。廿一日，诏流杨志诚于岭南，志诚行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被杖杀。
李宗闵再次入相
神策军右军中尉王守澄以及李仲言、郑注皆忌李德裕，因山南西（今陕西汉中）节度使李宗闵与德裕不合，奏引宗闵入朝。太和八年（八三四）十月，以李宗闵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十七日，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出任山南西节度使。德裕面见文宗，请留京师，廿九日，改任兵部尚书。李宗闵奏言李德裕制命巳下达，不宜自请更变。十一月十九日，以德裕为镇海（今江苏镇江）节度使，不兼平章事。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排斥，文宗深为忧虑，常常叹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莫州军乱
太和八年（八三四）十一月，幽州奏称，管内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军乱，刺史张元汛去向不明。
高瑀卒
高瑀，冀州蓨（今河北景县）人。少喜兵略，入仕为右金吾胄曹参军。历陈、蔡（今河南汝南）二州刺史，入朝为太仆卿。太和元年（八二七），授左散骑常侍、忠武节度使。管内累年水旱，瑀集百姓筑堤瑭一百八十里。加检校右仆射。六年，移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征入朝为刑部尚书。七年，再镇忠武。明年（八三四）卒于任。
董重质卒
董重质，原淮西吴少诚牙将，勇悍有谋。元和九年（八一四），吴元济擅袭父位发动叛乱，重质为元济谋主。十二年，淮西平定，重质归降，李愬奏免其死罪，贬春州（今广东阳春）司户参军。十三年，转太子詹事，委李愬军前驱使。十五年，征授左神武将军，主持军事。太和三年，南诏入犯西川，迁左右神策及诸道剑南西川行营节度使，率军救援。四年，转夏绥（今内蒙白城子）节度使，练兵立法，羌戎畏服。入朝为右龙武统军，太和八年（八三四）卒于任。
陆亘卒
陆亘，字景山，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元和三年（八0八），应制科中第，补万年（今陕西西安）县丞。累迁兖州（今山东）、苏州等地刺史。赴任兖州时，奏请遏制节度使职权，使藩镇支郡兵马隶属刺史统辖。太和三年，迁浙东（今浙江绍兴）观察使。七年，移镇宣歙。八年（八三四）卒，年七十一岁。
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
李仲言于宝历元年（八二五）流放象州（今广西）。太和八年（八三四），遇赦，回东都。时东都留守李逢吉欲再入朝为相，仲言自称与右神军判官郑注关系亲密，逢吉因使仲言以厚财贿注。注引仲言见右神策中尉王守澄，守澄将仲言推荐于文宗，称其擅长易学。仲言时正服母丧，难入禁中，守澄使其穿民服，号王山人。文宗召见仲言，见其仪表奇伟，倜傥不羁，善辩而有权谋，以为奇士，日加宠遇。八月，仲言丧除，文宗欲以其为谏官，置于翰林院。李德裕以仲言奸佞难改，以为不可；文宗欲别授一官，德裕仍认为不可，王涯附合文宗意见，遂授仲言为四门助教。给事中郑肃、韩佽封还敕书，以为授任不当；王涯召肃、佽二人，诈称德裕留言，不让二人封敕。二人即出。次日，告德裕，德裕大惊，肃、佽二人亦皆后悔。九月，王守澄等召李宗闵入朝。十月十三日，李宗闵拜相以代李德裕。十七日，以李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给事中高铢、郑肃、韩佽、谏议大夫胡承嘏、中书舍人权璩等阻谏，文宗令中使宣慰谏官，称李仲言入翰林为皇上顾问经义，敕命已下，不可再改。十一月三十日，李仲言奏请改名为训，文宗准奏。
王廷凑卒
王廷凑，回纥阿布思后裔，世为成德骑将。廷凑少读兵家书，勇而有断，初为牙内兵马使。长庆元年（八二一）七月，密结牙兵杀节度使田弘正及将吏家眷三百余人，擅为留后，抗拒朝廷。诏发诸道兵讨伐，无功而赦之。廷凑遂与幽州（今北京）朱克融、魏博（今河北大名）史宪诚连衡割据。太和元年（八二七），横海（今河北沧州南）李同捷擅袭父位，朝廷发诸道兵征讨，廷凑出兵阻遏官军，援救同捷，后又遣使游说魏博将亓志绍叛乱。及官军平定同捷及亓志绍乱军，廷凑遣使请罪，朝廷又赦之，仍为成德节度使。太和八年（八三四）十一月，病死。
李训、郑注奏荐王墦为尚书右丞
太和（八二七—八三五）初，宰相宋申锡与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诏诛郑注及宦官，申锡使京兆尹王墦逮捕郑注，墦密将此事告右神策中尉王守澄，郑注由此脱逃，感恩不尽。王墦与李训亦为至交，太和八年十二月，训与郑注联名推荐王墦，自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召入朝，拜为尚书右丞。
李德裕奏进《御臣要略》及《次柳氏旧闻》
太和八年（八三四）九月十一日，宰相李德裕奏进《御臣要略》及《次柳氏旧闻》。《次柳氏旧闻》题为德裕所撰，一卷，所记十七事多为玄宗朝，荒诞谬误之处颇多。该书又名《明皇十七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收录，增补《类说》五条佚文，加《学海类编》本二则作为补遗。
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
太和七年（八三四）七月，宰相李德裕奏进士考试停试诗赋，专考策论。八年十月，李宗闵入朝代李德裕为相。十六日，贡院奏请进士仍试诗赋。文宗准奏。

5、再看《唐太宗李世民》，也谈李世民最爱是谁

大业九年，年仅十二岁的长孙氏嫁给了李世民，婚后长孙氏回永兴坊省亲，舅舅高士廉的小妾张氏在长孙氏居住的地方看见了一匹高头大马，而且鞍勒等物准备得一应俱全，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于是高士廉令人占卜了一番，占卜的人说：“此女贵不可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之后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册封其妻长孙氏为秦王妃。

武德二年，秦王妃长孙氏与李世民的长子诞生于承乾殿，故以此殿为名，取名李承乾。不过承乾有着承继皇业，总领乾坤之意，所以此二字虽为宫室之名，然而用作人名时却有着无比深意，是以“承乾”一名当为唐高祖为这个孙子亲赐。

武德三年，长孙氏为李世民诞下第二子，取名李泰。同年六月，李承乾与李泰分别被册封为恒山郡王与宜都郡王。

武德四年，长孙氏为李世民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丽质——天生丽质难自弃，单从这名字中就可想见李世民对这个宝贝女儿的喜爱之情。同年，唐高祖又将宜都郡王李泰进封为卫王，加授上柱国，以继李元霸之后。原本作为秦王的嫡次子，李泰日后的爵位原本最高不过是从一品的郡王，然而李渊却将其封为了正一品的卫王（而不是从一品的嗣卫王）并授予上柱国的勋官，这对李世民一家来说是莫大的恩宠。

这一年的七月十日，唐高祖废五铢钱，发行开元通宝。唐高祖特别准许李世民可以自己铸三炉的钱，据唐玄宗时的大臣郑虔所说，欧阳询奉上蜡样时，王妃长孙氏曾不小心在蜡样上留下了一点指甲的痕迹，于是开元通宝铸造完成后上面便有了一缕“掏文”。

武德五年，李世民将长孙氏的侄子、长孙炽之孙长孙家庆任命为长子李承乾的侍读。

武德七年，唐高祖将恒山郡王李承乾徙封为中山郡王。而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将陆德明与孔颖达这两位儒学大师双双任命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令他们教导李承乾儒学经典，同年，李世民又将长孙氏的另一个侄子，也就是长孙家庆的胞弟长孙祥任命为李承乾中山王府的功曹。

又因为妻子长孙氏的身体不太好，李世民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想到妻子曾经在玄中寺聆听钟声并修葺寺庙一事，便特意到玄中寺拜会寺中的高僧道绰大士，供奉了大量珠宝，以此为妻子祈福。

随着大唐江山的统一，李世民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了京城，又因为功高震主，秦王府与太子李建成的摩擦积怨也日渐加深。长孙氏便充分发挥了自己身为女眷的优势，时常进宫侍奉高祖与他的后宫嫔妃，尽力弥补彼此之间的嫌隙。

武德九年，秦王府与东宫的局势越来越紧张，长孙氏与房玄龄“同心影助”，共同辅佐李世民。最后，李世民为了自保不得不率先带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高士廉等人在玄武门埋伏，长孙亲自为将士们分发盔甲，勉励众人，将士们都感激万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成功诛杀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后，被唐高祖立为皇太子，而长孙氏也被册拜为皇太子妃。

八月二十一日，唐太宗登基后的第13天，就将自己的妻子长孙氏册立为皇后，并追赠自己的岳父长孙晟为司空、齐国公，谥曰献。十月癸亥，又立嫡长子中山郡王李承乾为皇太子。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玄武门之变中功勋第一的长孙无忌袭爵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又因为长孙无忌与自己年少时就是好朋友，如今又是外戚与功臣的双重身份，唐太宗对他格外重视，经常让他出入自己的居室之中，又授予了尚书右仆射的要职。三月癸巳，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

同年，长孙皇后的叔父长孙敞因为受贿被免官，唐太宗却因为长孙敞是妻子叔父的缘故，经常命人送绢给他，供他开销，不久又让他以宗政卿的官衔退休，又加授了金紫光禄大夫的散官，以及正二品平原郡公的爵位。

十二月，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薛国公长孙安业与李孝常、刘德裕、元弘善等人谋反事泄，按罪当死，但长孙皇后却流着泪向丈夫求情：“安业之罪，万死无赦。但他早年将我和母亲赶出家门，此事天下皆知，如果杀了长孙安业，世人必然会认为我是仗着陛下的宠爱报复兄长。”于是别的主犯全部被诛，甚至李孝常的几个儿子也因连坐全部被杀，惟独长孙安业得以免于一死。

贞观二年，长孙皇后反对哥哥长孙无忌担任要职，常常对丈夫说：“我身为一朝皇后，尊贵已极，实在不愿兄弟子侄都在朝廷之上。汉朝的吕家和霍家外戚正是前车之鉴，希望陛下千万不要任命我的哥哥为宰相。”唐太宗一开始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坚持给了长孙无忌高官厚禄，于是长孙皇后私下让哥哥主动辞去这些职位，直到唐太宗最终不得不答应，只加封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长孙皇后这才喜笑颜开。

五月，卫王李泰改封越王。李泰因为是长孙皇后所生的缘故而宠冠诸王，唐太宗令其遥领扬州大都督与越州都督，封地竟然有22州之多！比同时受封的亲王封地多了近两倍。

六月庚寅，长孙皇后在丽正殿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李治，唐太宗欣喜异常，不仅大宴五品以上的官员，赐帛有差，还下令只要是在这一天出生的人都可以领取粮食。据说就在李治出生三天后的“洗三朝”时，长孙皇后将当年丈夫从晋阳宫中得来的玉龙子与缀满珍珠的朱红襁褓一并赐给了这个小儿子。从此，这枚“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的玉龙子就成为了唐朝的吉祥物，由皇帝们代代相传。

同年，长孙皇后的长女，年仅八岁的李丽质被册封为长乐公主，食邑三千户。

贞观五年正月庚戌，唐太宗封长孙皇后之子李治为晋王。同年，唐太宗召法师元琬于苑内德业寺为长孙皇后写藏经。

贞观六年，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特所钟爱的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特别下令让有司准备比长公主多一倍的嫁妆，然而不久之前御史大夫韦挺刚刚上表批评过时风：“今贵族豪富，婚姻之始，或奏管弦，以极欢宴；唯竞奢侈，不顾礼经。……若不训以义方，将恐此风愈扇。”结果唐太宗竟然“顶风作案”，要为自己的爱女准备的嫁妆甚至比长公主还要多许多，此举自然而然招徕了魏征的严厉制止。

魏征认为嫁妆比长公主多一倍不合礼法，极力谏止，唐太宗下朝后将这件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感叹道：“我知道陛下器重魏征但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今天才知晓原来魏征果然是于社稷有益的肱骨之臣，而魏征作为臣下却能够秉直上谏，这份品行实在是难能可贵。”于是下旨赏赐了二十万钱与四百匹绢给魏征，并特意嘱咐道：“我希望郑公能够一直将这份敢于直谏之心保持下去，认为不对的就直说，不要因为君臣之礼而有所讳言。”

三月，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到九成宫避暑。四月癸卯，夫妻二人在散步时，发现丹霄殿西面有片土地略感湿润，于是用手杖通导，即刻便有泉水涌出，随即用石槛围住，将之引伸为一个水渠。又因泉水出自丹霄殿之西，唐太宗便在丹霄殿置酒宴请诸位大臣，并赐帛各有差。而由魏征撰稿、欧阳询正书的《九成宫醴泉铭》，记叙的正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散步时发现醴泉的这件趣事。

几个月后，长孙皇后所生的小公主满月，唐太宗十分欣喜，大宴群臣于丹霄殿。九月丙申，太子李承乾来九成宫朝见，唐太宗高兴之余大宴东宫官属，又赐帛各有差。

十月乙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自九成宫回到长安，唐太宗亲自侍奉太上皇李渊，与长孙皇后一起献上饮食服饰等，直到夜深了才离开。唐太宗想要亲自送太上皇回去，太上皇不肯答应，让太子李承乾代为相送。

贞观七年，在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后，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爱女长乐公主出嫁，而驸马不是别人，正是长孙无忌的嫡长子，未来的赵国公，现在的宗政少卿长孙冲。同年，长孙皇后的幼子晋王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一职，那么并州又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并州即太原府，也就是说李治得到的是太原这块封地。但凡对唐朝有所了解的人就会知道，有唐一代，太原贵为北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可谓是地位全面超然。因为太原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北方重镇，更是李唐的龙兴之地！而唐太宗却轻描淡写地将晋王这个封号给了李治，又将地位如此独特的太原封给了他，唐太宗对妻子所生的这个小儿子的宠爱之心也由此可见一斑。

同年，越王李泰也在遥领鄜州大都督及夏胜北抚北宁北开五都督的同时，又被授予了左武侯大将军、雍州牧等职位，而在别的同龄皇子已经远赴封地上任的时候，李泰不仅仍旧留在父母的身边没去封地上任，唐太宗甚至还下令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

贞观八年三月甲戌，太上皇李渊在两仪殿大宴西突厥使者，唐太宗与长孙皇后亲自奉上膳食以及衣物等，全部都是奇珍异宝，长孙皇后又亲自为唐高祖梳头，为他戴上冠冕，并感慨道：“至尊年事已高，头发都全白了。”众人无不伤感流涕，一家人如同寻常百姓一样。

庚辰，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起驾幸九成宫，一天夜里柴绍匆忙前来上报说有急变，唐太宗不得不穿上盔甲离去，而同床共眠的长孙皇后虽然正抱病在身，但也坚持要一同前往，宫人纷纷劝止，长孙皇后却说：“陛下如此震惊，我又如何能够安心养病？”

贞观九年三月，长孙皇后举行了亲蚕礼。同年长孙皇后身体不适，唐太宗担忧之下接连请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等诸位得道高僧进宫为妻子受戒祈福。后来昙藏法师逝世于会昌寺，长孙皇后与太子李承乾皆派人前往为其吊丧，唐太宗又下诏安葬了昙藏法师。法常法师也因为为皇后受戒的缘故，得到唐太宗的旨意有幸成为了空观寺上座。

贞观十年，随着长孙皇后病重，李承乾为母亲的病情十分忧心，想要大赦天下以此为母亲祈福，但长孙皇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说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改变的。何况赦免囚犯是国家大事，崇尚佛教又是陛下所不为之事，怎么可以因为我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的法度呢？”承乾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房玄龄，唐太宗与朝中大臣十分感慨，大臣们纷纷请求大赦天下，但是长孙皇后坚决拒绝了大赦一事。

唐太宗虽然不忍违逆妻子的意思，没有大赦天下，但是却另辟蹊径，想到了用别的方法来为爱妻祈福。

四月，唐太宗下诏说：“皇后虚风日久，未善痊除，修复废寺，以希福力，天下三百九十二所佛事院宇，并好山水形胜有七塔者，并依旧名置立。”唐太宗下令大修天下392所废弃寺庙，希望佛祖能够保佑妻子早日康复。相州的修定寺，益州的善寂寺，皆是因此得到修复的寺庙，大名鼎鼎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为此亲自撰写了《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一文并流传至今。而明明崇尚佛教本是自己所不为之事，但是为了从死神手里抢回妻子的生命，唐太宗还是为了。

然而，尽管唐太宗想方设法想要从死神手里将爱妻的生命夺回来，却天不遂人愿，这一年的六月己卯，长孙皇后抛下了少年时代相伴至今的丈夫，抛下了刚刚弱冠的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抛下了出降不久的爱女长乐公主以及更为年幼的4个儿女，崩于长安太极宫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盛年而逝，留给丈夫、儿女的是无尽深重的哀痛。唐太宗面对妻子的离世悲恸万分，诸位皇子公主也悲伤异常，尤其是晋王李治，哀慕感动了周围的人，唐太宗亦十分心疼，于是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举动：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一双儿女晋王李治与晋阳公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自抚养皇子的皇帝，也是唯一一位亲自抚养公主的皇帝！

试想中国上下五千年有过多少位皇子，有过多少位公主，又有几个能有这份殊荣被皇帝父亲亲自抚养？而长孙皇后的儿女并没有因为母亲人走茶凉，反而享受到了这等殊荣，这实在是唐太宗这个性情中人情之所至下的惊世举动！

九月丁酉，长孙皇后将要安葬昭陵，虞世南为此撰写了一篇《文德皇后哀册文》，而提到长孙皇后的谥号“文德”二字，又是说来话长。

皇后有谥号是从东汉开始的，但直到隋朝，所有的皇后都只有单谥而不是复谥，只不过史官为了便于区分，才将她们的谥号和皇帝的谥号合在一起。如唐高祖即位的时候，追谥窦皇后为“穆皇后”，唐高祖死后合上他的谥号即为“太穆皇后”。而长孙皇后却在逝世后直接被唐太宗上了复谥“文德”。

根据春秋礼法，单谥为正，双谥非正，在古人看来，只有当单谥不足以道尽逝者的美好品德时，才会用上复谥。所以复谥极为罕见，纵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逝世之前，也就只有刘感这位忠君死节的烈士被唐高祖李渊赐了复谥“忠壮”，除此之外再没有人有过复谥。

而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谥号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十一月庚寅，长孙皇后安葬昭陵，唐太宗亲自为妻子撰写碑文，特别提及了长孙皇后临终前曾百般嘱咐过要“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的心愿，所以唐太宗亲自选定了九嵕山为帝陵墓址，因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馀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以完成妻子的愿望。

长孙皇后下葬时，唐太宗又特意挑选了名声嘉美、英俊可爱、博通诸艺、富于才情的于尚范、袁公瑜、齐世武、独孤士餮、宋思真、陆绍、崔玄籍、郭敬宗等少年为挽郎。

就在这段百官为皇后服丧的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中书舍人许敬宗看到欧阳询的相貌丑陋怪异，大笑出声，唐太宗知道后十分生气，立马将许敬宗贬为了洪州司马。许敬宗不仅一下子官职连降3级，而且还从京官被贬为了地方官员，罚得极重。

而唐太宗对妻子的追念远远不止于此。长孙皇后逝世后，唐太宗度人在宗圣观出家，为皇后追福。

又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孙皇后安葬进昭陵的玄宫后，唐太宗下令让人在五重石门外修建栈道，令宫人起居供养一如皇后生前。而这条栈道直到唐太宗驾崩后合葬昭陵玄宫，这才拆除。

唐太宗又因为十分思念妻子，在上苑中建了层观以登高眺望昭陵。一次，唐太宗和魏征一起登上层观，唐太宗指着昭陵让魏征看，魏征则回答说：“臣老眼昏花，看不清，臣以为陛下是在让臣看献陵（唐高祖帝陵），如果是在看昭陵，那么臣看到了。”唐太宗闻言潸然泪下，不得不流着泪毁掉了层观。

事实上在这个百善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唐太宗如此张扬地思念妻子被魏征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唐太宗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给魏征的回诏中，公然向大臣倾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如此一字一血泪，当真令人唏嘘不已。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将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定为祭祀长孙皇后时用的庙乐。

按照惯例，只有当皇帝驾崩后，皇后才能跟随丈夫一同配享太庙，但唐太宗却早早将长孙皇后配享太庙，并且连指定的庙乐也是只有皇帝才能用的《光大之舞》——这需要唐太宗何等的深情与重视，才会让妻子与自己的祖先们一起享受同等级别的祭祀？

贞观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唐太宗令律宗南山宗初祖释道宣为妻子写了《大般涅盘经卷》作为供养经，以此为长孙氏追福，这部经书后来由清末民初的收藏家李盛铎所收藏。

同年十一月辛卯，魏王李泰发愿为母亲长孙皇后所造的龙门山三龛落成，唐太宗驾幸伊阙，亲自检阅佛龛。而伊阙佛龛之碑上的《三龛记》则是由岑文本撰稿、初唐四家之一的褚遂良书写，是龙门形制最大的摩崖碑刻。字画奇伟，名垂千古，其工程之浩大，装饰之宏伟壮丽，乃至“有金银之语”，足可见李泰对母亲长孙皇后的一片孺慕之心，更可见唐太宗对此佛龛之重视。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在太平观内为长孙皇后建造了一尊元始天尊像，为已逝世的爱妻追福。

同年八月二十日，唐太宗将年仅8岁的小女儿封为衡山公主，食邑三千户。衡山郡即是衡山所在之地，衡山自古以来便是五岳之一，位在名山之列，而《唐六典》中则有言：“凡名山、大川及畿内县皆不得以封。”唐太宗却大方地将衡山作为封邑，封给了这个嫡出的小女儿。

贞观十七年四月，太子李承乾意欲谋反的事情败露，而通观历史上那些走上谋反之路并失败的皇子，下场往往只有身首异处这一种结局。但是轮到李承乾时，唐太宗却沉默了。

承乾的所作所为固然让他感到失望，为了将爱子栽培成为合格的储君，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与精力！只是李承乾逼宫谋反固然是大错特错，但唐太宗终究还是爱着这个儿子，更不想让逝去的妻子伤心，可是自己又不能公然带头违反法律规定，这该如何是好呢？于是唐太宗将这个棘手的问题拿到了朝上，扔给了诸位大臣——你们说说，该怎么处置承乾？结果没有一个大臣敢回答。

因为关于皇子谋反一事该如何处理根本就无需商讨，按律当诛，可现在唐太宗却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询问要怎么处理李承乾之事，很明显就是在表示他根本不想杀了李承乾。最后还是通事舍人来济站了出来，说：“陛下上不失作慈父，下得尽天年，即为善矣。”于是唐太宗下令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总算是保住了儿子的一条性命。而来济也因为此事得到唐太宗的看重，官职不断得到升迁，不久就考功员外郎，次年便升迁中书舍人，与令狐德棻等人共同撰写《晋书》。

纵然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因为夺嫡而双双被贬，唐太宗也因此伤透了心，但为了同时保全这三个心爱的儿子，唐太宗果断立了年幼但性格温和的幼子李治为太子，并说了这样一段话：“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而意欲夺嫡的魏王李泰所得到的最大处罚，也不过是降了一级爵位，只被贬为了东莱郡王，后又改封顺阳郡王。

李承乾作为谋反案的主谋保全了性命，只被废为庶人，但身为从犯的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却依旧难逃一死。杜荷死后，唐太宗心疼女儿，于是亲自为她挑选了薛瓘作驸马，而为了让城阳这一次的婚事再无缺憾，唐太宗特意令人占卜了一番，卜文则显示：“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之礼，则终吉。”

按照当时的惯例，婚礼应于傍晚时分举行，不过根据占卜的结果，婚礼需要白天举行才会吉利。于是唐太宗决定破例将城阳的婚礼改在白天举行，但此举却遭到了马周的强烈反对，唐太宗不得不作罢。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城阳与薛瓘的婚事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夫妻二人婚后感情十分和睦，他们的儿子薛绍正是日后唐高宗爱女太平公主的驸马。

八月，正值青春少艾的长乐公主病逝，唐太宗对爱女的早逝悲痛异常，下令让长乐公主的墓使用了三道石门的规格——这不仅是在昭陵现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独属一份，即便是在整个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也就只有“号墓为陵”、按天子等级安葬的懿德太子墓同属这一情况。

然而皇家的不幸并没有就此戛然而止。唐太宗一直亲自抚养在膝下的晋阳公主也因病逝世，年仅十二岁。唐太宗悲伤不能自己，甚至一个多月都不能正常饮食，每天要哀伤数十次，身体也因此变得羸弱不堪。大臣们纷纷进谏劝慰，唐太宗则答道：“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如此悲伤根本无济于事呢？只是情不能自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恸。”

最终唐太宗只得强忍悲伤，下诏给有关官员，将晋阳公主封邑所得的余钱于她的墓旁修建佛祠，以此为不幸夭折的爱女的往生祈祷，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给予自己一丝丝的安慰。

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李承乾逝世于黔州，唐太宗为此辍朝，并以国公礼安葬了他。

贞观二十年，高士廉生病，唐太宗亲自到他的府邸看望他，提及往事时不禁潸然泪下。

贞观二十一年正月壬辰，高士廉薨于长安崇仁里，唐太宗带着病体执意要亲临宅邸吊丧，并对前来阻拦的房玄龄说：“我这次前往，不只是为了君臣之义，更是为了当年允婚的情谊，士廉也是我的舅舅，姻戚义重，你不用再劝我了。”于是唐太宗带着数百骑士兵从兴安门出发，一直到了延喜门，长孙无忌上前说道：“陛下圣体抱恙，此时前去吊丧是大忌，陛下念及亡舅的旧情，臣很感激，但亡舅临终前曾说过：‘陛下对我恩情甚重，我死了以后也许会亲自前来吊丧，而我只不过是朝堂上很普通的一员，活着时对陛下没什么帮助，怎么可以死后还要让陛下如此劳烦，如果我泉下有知，一定会十分愧疚的。’”长孙无忌跪在唐太宗的马前流着泪极力劝止，唐太宗这才答应回宫。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将顺阳郡王李泰重新进封为濮王，食邑一万户。

贞观二十二年六月，太子李治为了纪念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评价为“壮丽轮奂，今古莫俦”的大慈恩寺。如此宏伟富丽的大慈恩寺，面积之大甚至占据了整个晋昌坊的半坊之地，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奢华，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和允许，即使是太子，也没有这个能力与胆量这么做，而《诏建大慈恩寺》这封诏书也证明了这座规模宏伟的寺庙得以修建，正是出自唐太宗本人的旨意。

十二月大慈恩寺落成，唐太宗下诏令太常卿李道宗带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等人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务必要让大慈恩寺显得庄严肃穆，并下旨度了三百名僧人，请了五十名得道高僧。随后，唐太宗又带领太子李治与百官在安福门楼执香炉，目送高僧与各种佛像、经卷、舍利等依次奉进大慈恩寺，各种奇珍异宝“眩日浮空，震耀都邑”，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贞观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就在长孙皇后的生辰这一天，唐太宗将妻子所生的小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长孙诠，唐太宗还因此特意将长孙诠的父亲长孙操升为岐州刺史——岐州即扶风，与京兆尹、冯翊并列为三辅，地位非同一般。唐朝将州县分为八个等级，岐州位列第二，仅次于雍州、洛州、并州，中晚唐时更是一度被定为了西京，所以长孙操身为一介臣子，只因儿子尚主便被提拔为了岐州刺史，唐太宗对衡山有多重视可想而知。但是公主出降的仪式极为繁琐，所以遗憾的是直到唐太宗驾崩，婚礼仍未完成。

五月己巳，唐太宗崩于九成宫含风殿。八月庚寅，唐太宗下葬昭陵玄宫，与长孙皇后同穴而葬。

随着唐太宗的逝世，一代贞观帝后的故事似乎就此落幕。其实不然，从古至今各种关于贞观帝后的传说一直屡出不穷，至今未歇，比如长孙皇后怀孕患重病，孙思邈引线诊脉传颂千古；又比如唐太宗为产后体虚的爱妻访求一种名为蜜碗的美食；再比如唐太宗亲自酿了葡萄酒与长孙皇后共饮等等。

而关于长孙皇后的种种事迹，也历来为世人所喜闻乐见，如长孙皇后所作《春游曲》，唐太宗对妻子的这首诗是“见而诵之，啧啧称美”，但偏要有老学究认为长孙皇后作为一代贤后却“作情艳，恐伤盛德”；又如长孙皇后一双保存至宋时的岐头履，“以丹羽织成，前后金叶裁云为饰，长尺，底向上三寸许，中有两系，首缀二珠”——这双岐头履由鲜艳光灿的羽毛织成，黄金珍珠点缀其中，后来传到宋代秘库中。此履制作精细绝伦，宋朝画家米芾奉命为文德皇后履作画题字，后又流传到明代，亦被时人当做国粹来保存，有人欲出数万钱只为看一眼，主人仍不许。

而这只遗履的出现，也使长孙皇后“布衣补丁”求贤德的说法不攻自破。一双鞋子尚且如此华丽，那么衣饰的华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事实上史书记载的也是长孙皇后对这些衣饰物品的态度是够用即可，杜绝不必要的铺张浪费，而不是说她苛求自己，只穿破旧或打着补丁的衣服。而这双饰金缀珠、丹羽织成的遗履也恰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长孙皇后灿若丹羽，金裹珠耀的华丽一生。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唐太宗的后宫那么风平浪静，是长孙皇后的宽容慈悲感动了这些嫔妃吗？不，当然不是！宽容慈悲并不能阻挡争宠出头之心，史书中不乏善良的皇后被得宠的妃子踩下去的例子，能让后宫风平浪静真正平息了争宠之心的只有皇帝本人。也正因为唐太宗只爱长孙皇后一人，后宫中这些除了生育皇子外再无记载的无宠嫔妃们并不会蠢笨到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只能安分守己，后宫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争风吃醋的事情发生。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为什么不妒忌后宫，为什么会善待后宫？原因很简单，后宫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并非唐太宗才有，何况历数唐太宗后宫的嫔妃，基本上除了因为生育皇子而被记载了一笔外再无更多的记录——对于早已三千宠爱在一身的长孙皇后而言，这些无宠后宫又有什么值得她妒忌呢？这个世上锦上添花者也许不多，但更多人也还不屑于落井下石，面对已无力还击的这些弱者，长孙皇后照顾她们，善待她们一些又何妨呢？

很多人奇怪，长孙皇后临终前为什么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难道她不想家族荣耀吗？理由很简单，当一个皇后不用去担忧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实在太好了。 　

6、《旧唐书》记载：“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历法）”，因为颁布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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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什么古代会有“赐姓”这么逗比的赏赐

荣耀……比如你现在的姓氏，最初就有可能是赐姓的，因为在先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姓，相对于而言，有姓的都是贵族，所以，很多姓作为赏赐被赐姓，因为没有，所以赐姓是一种赏赐……这种行为作为一种礼仪上的赏赐被各代王朝延续继承。就如同清朝的入籍和抬籍类似。

在我国古代，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氏族社会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己经出现了。自秦汉以来，赐姓现象越来越普遍，唐五代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比较罕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赐姓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赐姓即皇帝赐给臣民姓氏，是古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和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唐五代时期.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用以褒奖功劳，勉励勤能，笼络人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但其与先秦赐姓制度中封建性质不同，只是属于精神奖励的范畴。唐代在直接继承北朝赐姓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不仅赐姓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形式更加复杂，与前代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延续了唐代的这一制度，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根据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方式、目的和范围，论述如下：

（一）、赐国姓

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最尊贵的姓当然是皇帝的姓了，被尊为国姓。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属籍，成为宗室亲贵，属籍有宗正寺管理，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由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历来被史家视为唐代的延续和发展，是唐代的一部分，故当时所赐的武氏也被本文视为国姓。

1、安抚降将

赐姓盛于乱世，尤其是王朝勃兴之初，前代重要的政治首领、军事将领归附，帝王常以赐姓以示安抚。唐初武德年间是赐姓的一个小高潮，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唐政权草创，急于统一天下，李唐王室对归附的各路“烟尘”首领或赐以国姓，或许以高官厚禄。如瓦岗旧将李世绩、幽州“总管”罗艺、石州“贼帅”刘孝真、江淮杜伏威、河北高开道、窦建德部大将胡大恩、榆林郭子和等人皆被赐姓李氏。赐姓对唐初政权的迅速稳定巩固和收揽人心是功不可没。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皇帝又再次采用了这一办法，尤其是平叛战争后期，更是频频使用。如安史部将张忠志举其地归国，“赐姓名曰李宝臣”[1]（《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乾元二年，董秦斫贼营，归李光弼，“赐姓李氏，名忠臣”[1]（《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等。向这些投诚立功的叛将赐姓，对战乱的迅速结束，尽快恢复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代时期，以后唐最有代表性，后唐庄宗就曾多次给后梁旧将赐以姓名。如赐朱友谦为李继麟，张从楚为李绍文，温韬为李绍冲，段凝为李绍钦，康延孝为李绍琛，袁象先为李绍安，霍彦威为李绍真，房知温为李绍英，杜晏球为李绍虔等。不仅赐以国姓，还将其中一些人收为假子，虽然说是“以利合而相资”，但却起到了兵不血刃之功效。

2、笼络羁摩外蕃。

民族问题始终是唐五代的突出问题。李唐出于开拓疆上、安抚蕃邦的政治需要，常向内附的少数民族权贵赐姓，从而使赐姓成为唐朝实行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唐朝赐姓于蕃族权贵始于武德年间。根据马驰先生的考证，武德七年八月，东突厥可汗颉利遣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入见高祖，得以赐姓李氏，当是唐代赐国姓于蕃族权贵的最早记载。[2](P89)此后，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的风气便愈来愈炽。唐初有契丹酋长窟哥、奚族酋长可度者、靺鞨酋长突地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等率其所部内附，皆赐姓李氏。此后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率众内属，“拜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1]（《旧唐书》卷198《西戎》）。宪宗元和四年，奚王没辱孤归附，“赐以李氏”[3]（《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对率众归附的蕃族权贵赐以国姓，表示不仅没有把他们当异类看待，还引为宗室，这无疑给刚刚内附、尚心存狐疑的部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这一做法还对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少数民族起到了很好的招抚作用。这正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高明和正确之处，也是唐帝国辖区内及与周边各民族保持长期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如唐懿宗时，“（西川近边六姓蛮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真腊副王婆弥远来朝贡，被赐姓名为李宾汉[5]等例，便是明证。

中唐以后，赐姓常伴以赐名，如李献忠(本阿布思，铁勒同罗部首领)、李崇信(本护密国王纥设伊皋施)、李奉国(本东突厥舍利部大人，舍利葛旃)、李忠信(本名悉诺逻，为吐蕃苏毗王子)、李遮甸(本吐蕃阿史那都支可汗部别帅)等。再如唐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温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4]（《资治通鉴》卷246）皆是赐姓名于蕃部权贵。除了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外，其家眷往往也蒙受“恩宠”，如高昌王鞠文泰之妻宇文氏“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6]（《唐会要》卷95《高昌》）武则天时，贺兰州都督契苾明之妻凉国夫人及母临洮县主都被赐姓武氏。[7]（《全唐文》卷187《镇军大将军行左鹰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契苾府君碑志序》） 

五代时处乱世，与盛唐不可同日而语，对外蕃更多是疲于应付，赐姓笼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如后唐庄宗“赐（奚王）扫剌姓李名绍威”[4]（《资治通鉴》卷281）。明宗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李，名赞华等例。

3、褒奖有功。

褒奖有功是赐姓的主要功能之一，往往能起到高官厚禄等物质奖励所不及的效果。因功赐姓则是赐姓的主要部分。如唐代协助临淄王李隆基（即玄宗）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助昭宗反正的孙德昭等皆因有拥立大功而被赐姓。李茂贞，“本姓宋，名文通……朱玫之乱，唐僖宗再幸兴元，文通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赐姓，名茂贞。”[8]（《旧五代史》卷132），是立有护驾之功而被赐姓。而以战功赐姓的将领则更多了，如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李元忠（原名曹令忠）、李元谅（原名骆元光）、李茂勋（出自回鹘阿布思之族）、李全略（原名王日简）、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李光颜（本铁勒部酋长）、李国昌（沙陀酋长，原名朱邪赤心）、李思恭（党项族人，原名拓拔思恭）等，皆是在征伐、平叛等重要的军事战争中立过大功的军将，以战功卓著而被赐姓。

五代时期，天下之争夺更是惨烈，“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以军功赐姓的例子也很多。如后唐庄宗时，元行钦、夏鲁奇俱以骁勇善战而被赐姓名为李绍荣、李绍奇。这方而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因功赐姓是赐姓功能的最好体现。

4、以示恩宠

是否赐姓完全由皇帝的意志决定，故格外受帝王宠信的臣下，也常被赐以国姓。如唐初邴粲，与高祖李渊交厚，得以赐姓李氏；张元悊因“与太宗有故，赐姓李氏。”[7]（《全唐文》卷232）同时一些谄媚、投机的小人，因为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往往也能享受到赐姓的殊荣，从而使赐姓的神圣和权威性大打折扣。武则天时，“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言惑众……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5）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侍御史来子珣等一干阿谀得进的小人、酷吏也并被武则天赐姓武氏。这一时期甚至连李唐皇室中的一些人也被改为武姓，所谓宗室蒙乱，“（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4）五代更是荒唐，“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晋王赐姓名”[4]（《资治通鉴》卷271）。马绍宏，本一宦官，因得宠于庄宗，也得以赐姓李氏。

（二）、赐他姓

唐五代赐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式多样，除赐国姓外，还有赐予他姓的情况，这是赐姓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与其他历史时代颇不相同。如武德中，“（史大奈）从平长安，以（功）多，……赐姓史”。贞观时，“阿史那忠以功擢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著史”，遂自称万年史氏。[5]（《新唐书》卷110）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4]（《资治通鉴》卷246）赐以汉字单姓以代替少数民族复姓，是古代姓氏变化的形式之一。天宝年间，玄宗以外家姓赐宁远国王阿悉烂达干曰窦。[5]（《新唐书》卷221）“天授中，诏改纥骨氏十七代孙绍，左司员外，姓元氏。”[9]神龙初，桓彦范“赐姓韦氏，令与皇后同属籍”。[1]（《旧唐书》卷91）“（太后）乃度（怀义）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子薛绍合族。”[1]（《旧唐书》卷183）以上所赐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一旦受赐，就与外戚同族；而元姓、薛姓为当时的高门显姓，社会地位很高，俱为世人所重。故赐予这些姓，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与赐国姓的意义和效果并无什么不同。

后梁时期，成汭因犯后梁祖讳，梁太祖赐其姓周氏，这是因避讳而赐他姓。后唐明宗曾赐“蕃将惕隐姓名为狄怀惠，则骨姓名为列知恩，舍利则剌姓名为原知感，骨姓名为服怀造，奚王副使竭失讫宜姓名为乙怀宥。”[8]（《旧五代史》卷42）则是取感恩、怀顺等实际意义。

（三）、赐恶姓

帝王赐姓并不都是褒扬，还有出自贬损，那就是赐恶姓，即用恶字赐为姓。这种赐姓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人身攻击意味。赐恶姓是动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姓，就如同“赐死”一样，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往往与危及统治利益的人和事有关，或是出自帝王感情好恶。

赐恶姓在唐代主要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夺得皇后之位后，遂将高宗的原皇后王氏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为蟒和枭，蟒意为大毒蛇，枭意为枭首。垂拱年间，李唐宗室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起兵反对武氏专权，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子孙、公主通通被更姓虺氏，虺意为毒蛇。武则天甚至连她的族人也不放过，“乾封元年……诛（武惟良、惟运），改其姓为蝮氏”，[4]（《资治通鉴》卷201）“蝮”意为毒蛇。此外，唐玄宗在平定太平公主乱后，“改窦怀贞姓为毒，改新兴王晋之姓为厉”[4]（《资治通鉴》卷210），毒为毒药，“厉”意为恶鬼。这也属赐恶姓的范畴。

赐恶姓是不仅对其本人的极大侮辱，其子孙后代也要都担负恶名。作为家族徽号的姓氏虽然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但在皇权的淫威之下，却变得如此无足轻重和脆弱不堪，可见专制制度势力之强大。

（四）、其他种类的赐姓

其他种类的赐姓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继嗣赐姓。继嗣传宗，为宗法社会恒有，但由于宗族的排他性，异姓入族继嗣必须要改姓，因而就出现了利用皇权进行干预，赐姓继嗣的现象。比如武则天把同父异母兄及其堂兄都诛杀后，发现本支没有继嗣，遂动用皇权赐姓的优势，“以姊子贺兰敏之为士镬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4]（《资治通鉴》卷202）武则天以周代唐后，不甘心再还政于李氏，于是先后以皇子李显、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德宗时，“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曰李承绪”[4]（《资治通鉴》卷233），为其续嗣来追念李怀光的功勋。

其次，臣下主动要求赐姓。赐姓是皇帝主动的行为，体现皇权的权威。然到唐中期以后，藩镇拥兵自重，跋扈不臣，大唐王朝是内轻外重，这从赐姓行为中也能得到体现，即臣下开始主动要求皇帝赐姓，并常带有胁迫意味。一些节帅藩镇出于种种原因，上表奏请赐姓，而朝廷对他们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都会迁就他们的请求。如代宗时，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本姓鲜于氏，“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其从外氏姓，叔明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1]（《旧唐书》卷122）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原名安重璋，“本安兴贵曾孙”，因“耻于逆臣（安禄山）同姓，”表请赐姓，“赐李氏，名抱玉。” [1]（《旧唐书》卷132）

再次，追赠赐姓。追赠是在臣下死后追加的荣誉，在唐代，赐姓也被列为追赠的内容之一。如李君羡，贞观被诛，天授中，武则天追尊武姓，诏复官爵。可见赐姓对臣下来说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此外还有因特殊技艺而被赐姓的例子。如是光乂著有《十九部书语类》，“开元末，授集贤殿编撰，后赐姓齐”[5]（《新唐书》卷59）南唐歙州著名工匠李延珪，善于制墨，史称“自宋以来，推为第一”，其本姓奚，被南唐主赐姓为李。[10]（《十国春秋》卷32）

最后，因嫌恶而赐姓。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帝王觉得臣下的姓不吉利，于是就赐姓改之。如五代时，江西的危全讽等被杨渥打败，信州的危仔倡投奔了吴越王钱鏐，吴越钱氏偏安一隅，觉得危仔倡的姓氏字面不吉，怕不是好兆头，就更其姓为元氏。[10]（《十国春秋》卷78）哀榆，仕于南唐，朝贺时皇帝嫌“哀”字不祥，于是就赐姓衷氏。

二

纵观唐五代时期的赐姓制度，有几个方而的变化值得注意，首先是赐姓的范围扩大了，获赐者除了官僚贵族外，还有寒人武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少数民族首领或酋长参与进来，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范围。其次是赐姓的形式多样。有赐国姓、他姓、恶姓。臣下主动要求赐姓，更是唐五代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大大地改变了以往赐姓中一调的现象。再次，赐姓的目的也不同。或安抚笼络，或褒奖有功，或以示宠信，或发泄私愤。最后是赐姓与赐名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自唐中期以来便逐渐多了起来。其实赐姓与赐名的同时出现，无非是把赐姓的外延扩大了，其内涵却是相同的，即其功能和作用与单纯的赐姓并无根本的差异。

这一时期的赐姓制度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赐姓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是一种驾驭臣下的政治手段。赐姓虽是一种荣誉，但臣下一旦获罪，所赐姓氏就会被剥夺，还复本姓。削夺属籍，决定了赐姓的不稳定。如唐初罗艺归附，“赐姓李氏，予宗正属籍”，然他在太宗时谋反，又被“复本姓罗氏”[1]（《旧唐书》卷56）。李绩于唐初被赐姓，到武则天时，其孙李敬业起兵反武，被镇压后，还复本姓徐氏。贺兰敏之被赐姓武氏后，不久后得罪，“敕流雷州，复本姓”。[4]（《资治通鉴》卷202）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到了唐中期以后，一些握有兵权的将帅开始对赐姓的取舍提出要求。如安史之乱后，张忠志被赐姓李氏，到大历年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次年，他又“更请赐姓，……复赐姓李”。[4]（《资治通鉴》卷225）尚可孤，鱼朝恩爱其勇，奏（帝）姓鱼氏……朝恩死，赐可孤姓李氏，名嘉勋，但到“建中四年，仍复本姓名”。[1]（《旧唐书》卷144）李克用和李茂贞被削夺官爵和属籍后，旋即又恢复。后唐明宗即位后，同光朝赐姓名的将领如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杜晏球、夏鲁奇、米君立、李彦超等纷纷上表求复本姓名，明宗皆准所奏。这既是赐姓制度不稳定的表现，又是中央政权遭到削弱的必然现象。

赐姓在唐五代的盛行不仅有古老的传统，还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魏晋以来，姓氏文化中出现了别士庶，重地望的新内容，并成为主流的政治文化。门阀大姓成为时代主宰，士庶相争，谱学大兴，九品官人法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崇尚姓望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数百年之久。唐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后，旧日的士族大姓已不占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他们以胡化的汉族为主体，尚武善战，与昔日的魏晋士族有很大不同，但在重视阀阅郡望这方面却是完全一致。如李唐皇帝自称出自陇西大姓，又拉老子李耳为始祖，凉武昭王李嵩为近祖，目的是很明显的。唐太宗制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世系，分等级，以从制度上提高以皇室为首的关陇集团的姓氏等级。此后，武则天当政又制修《姓氏录》，使凡在当朝做官至五品的官员皆升为士流，这一切多是“尚姓”之风的表现。为了提高李姓及其功臣的社会的地位，唐统治者采取了赐姓等措施。赐姓的实行，除了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外，还在潜意识中制造人们对国姓的向往，制造获赐者的喜狂和名利双收；赐姓的剥夺，又在向世人宣示国姓的尊贵，这都在无形中抬高了国姓的地位，可谓一举数得。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姓望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中晚唐时期，衰落的旧士族仍持声名，以致唐文宗感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也？”[5]（《新唐书》卷172）这表面上是围绕姓氏门第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的一种“尚姓”意识和风气。可见当时姓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那么赐姓给唐五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总的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赐姓者入籍联宗的功能有助于维护唐五代的统治。如李忠臣本一叛将，归国被赐姓。代宗永泰元年，吐蕃入寇，进逼关中，代宗急诏各道出兵，而“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诸将请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4]（《资治通鉴》卷223）藩镇尚且如此，赐姓之效可见一斑。沙陀酋长朱邪赤心被赐姓，不但朱邪贵族举族世代李姓，还俨然以李唐的继嗣传人自居。建立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奉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和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为七庙，赐姓也以李氏为国姓，其意很明确，他们已自视为李姓皇族了。由此可见赐姓联宗的魅力。

其次，赐姓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存在着多元的地域文化，而且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唐五代时期继承巩固了秦汉以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的成果，掀起了民族融合的又一高峰。这个时期，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交流频繁，相互影响，民族不断同化，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消失了，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衡量民族融合进程的一个标尺。历史上也出现过以改变姓氏来促进民族融合的现象，最著名的当数北魏孝文帝改革，把一百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以少数民族汉化为主。从姓氏变化来看，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唐五代赐姓相当一部分是赐给少数民族权贵的，遍及突厥、回鹘、奚、契丹、靺鞨、吐蕃、党项、沙陀及西域中亚等各族。这些民族内附后，在广大地区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他们“心仪华夏”，往往因其部落酋长的赐姓而纷纷改从汉姓，甚至举族随之改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所以可以说，姓氏汉化的程度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成果。

最后，赐姓对后世及国外的影响。唐五代赐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更是把赐姓和假子制结合在一起，融入了更多的亲情成分。直至明清，赐姓还是长盛不衰，被继续沿用，可见赐姓的魅力之久，只不过后世赐姓的规模不如唐五代时期罢了。唐朝曾征服过三韩，为其地置都护府，予以统治。因此朝鲜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包括赐姓制度。据史载，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在其九年春，改六部之名，乃赐姓。可见赐姓在汉化极深的国家还是很有影响的。唐元和十一年，“南诏（主）劝利德磋巅，赐姓蒙氏”[4]（《资治通鉴》卷239）。

总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赐姓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对前代特别是汉代以来赐姓的总结，并对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姓氏的重视，突出地表现了古代人们思想中长时间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门第思想。从民族的意义上讲，姓氏又反映了一种民族融合运动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这些都能在唐五代赐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以上——摘自新浪博客：懒人9爷的博客

8、中国古代灭佛的皇帝有哪几位？

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

1、北魏太武帝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侯庄乡故城村)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2、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之初，循例事佛，但更重视儒学。天和二年（567年）因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还俗沙门改宗道教的卫元嵩上书请删寺减僧，此论深合帝心。

武帝为制造舆论，从天和至建德年间（566年－578年），曾七次召集百官及沙门、道士等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甄鸾、道安等屡上书驳斥道教，纷纭不息。天和三年，武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亲讲《礼记》，欲以儒术治天下。

建德三年五月始议禁佛，诏僧人、道人大集京师，斥佛教不净，下诏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予王公。其他奉祀崇拜，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当年六月，设置通道观，选佛、道名士120人，普着衣冠，为“通道观学士”，并置官吏统管。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入邺城，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沙门慧远与帝争论不果。

禁佛后，北方寺像几乎灭绝，僧众多逃奔江南。武帝死后，宣帝、静帝先后继位，佛法又兴。

3、唐武宗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

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从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渐进地进行毁佛，在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于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后终止。

在毁佛同时，景教和祆教也受到波及。但由于当时地方上藩镇割据，唐中央命令因而不能完全贯彻，如河北三镇就没有执行；有的地方执行命令不力，各地毁佛规模不一。佛教徒称这次毁佛运动为“会昌法难”。

4、后周世宗

后周时期由于佛教寺院僧尼构成了国家财政上的负担，世宗下诏禁止私自出家；订立严苛的出家条件，并规定必须在国家公认的戒坛受戒，否则无效；

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违反的僧尼，课以严刑；未受敕额的寺院，一律废毁；民间的佛像、铜器，限五十日内交由官司铸钱，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处死。总计，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世称一宗法难。

(8)唐文宗賑诸道旱灾敕扩展资料：

皇帝资料：

1、北魏太武帝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年—452年3月11日），字佛[bì]狸伐，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人，鲜卑族。南北朝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北魏王朝第三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长子，母为明元密皇后杜氏。 

拓跋焘自幼聪明大度，应付裕如。泰常八年（423年）登基，年号始光。 心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之志。

亲自率军征战，周旋于险境。善用骑兵，轻骑奔袭，攻灭胡夏、北燕、北凉，征伐山胡，降伏鄯善、粟特等西域诸国，驱逐吐谷浑，攻取刘宋河南重镇，统一中国北方。向北，远逐柔然。

向南，“饮马长江” 。作战鸷勇骁强，受到敌方的敬畏，被刘宋称为“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超越冒顿和檀石槐。

在休战期间，他常常抚恤孤儿和老人，体察民间疾苦，劝课农桑，减轻赋税，休养生息，偃武修文。

广召汉族士人，重用了汉臣崔浩、高允等人，改革官制，整肃吏治，抑退奸吏，提拔忠良，显著促进了北魏官民之间和睦相处。他又宣传礼义，崇尚儒学，推动了鲜卑民族汉化发展。

恪守节俭，奖赏慷慨。每逢作战，不畏艰险。料敌于先，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但是，在执政末期，诛戮过多，因此后悔。

正平二年（452年），为中常侍宗爱所弑，时年四十五，谥号太武皇帝，庙号世祖。

2、北周武帝

周武帝宇文邕（543年―578年6月21日），小字祢罗突，汉化的鲜卑族，祖籍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生于同州武乡（今陕西大荔）。

周文帝宇文泰第四子，周孝闵帝宇文觉和周明帝宇文毓异母弟，母文宣皇后叱奴氏（叱奴太后），南北朝时期北周第三位皇帝，武成二年（560年）至宣政元年（578年）在位。

宇文邕十二岁时被封为西魏辅城郡公。周闵帝宇文觉继位时拜大将军，出镇同州（今陕西大荔）。

北周武成元年（559年），官任大司空，封鲁国公。宇文邕聪明有远识，性果决，有智谋，能断大事。武成二年（560年）四月，在宇文护的拥立下，即帝位。

建德元年（572年）终于诛杀权相宇文护，独掌朝政。后继续推行均田制，改进和发展府兵制度，将府兵指挥权从中外都督诸军事府收回由皇帝掌握，并开始招募均田户农民充当府兵，扩大兵源，充实军事力量，准备兼并北齐。

建德五年（576年）十月，复领兵七路攻齐。建德六年（577年）正月，率军乘胜围邺，一举攻陷，俘北齐后主父子，灭北齐。

宇文邕在位期间，摆脱鲜卑旧俗。整顿吏治，使北周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势强盛。宇文邕生活俭朴，能够及时关心民间疾苦。

宣政元年（578年）五月，周武帝率诸军伐突厥，五道俱进。因病诏停进军。六月，疾甚，还军长安，当月病逝，年仅36岁。谥号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孝陵，传位长子宇文赟。

3、唐武宗

唐武宗李炎（814年7月1日―846年4月22日），原名李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人。唐朝第十六位皇帝（840-846年在位），唐穆宗李恒第五子，唐敬宗李湛和唐文宗李昂异母弟，母为宣懿皇后韦氏。

性情沉毅，雄谋勇断。初封颍王，拜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开成五年（840年），唐文宗病重，宦官将领仇士良和鱼弘志矫诏废黜皇太子李成美，拥立李瀍为皇太弟。

唐文宗去世后，李瀍即位为帝，年号会昌。知人善任，倚重宰相李德裕，澄清吏治，发展经济，改革积弊，削弱宦官、藩镇和僧侣地主的势力。

会昌三年（843年），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后，从子刘稹企图袭位割据。唐武宗采纳李德裕的建议，命诸道出兵征讨，最终刘稹遇害，叛乱平息。

会昌五年（845年），鉴于寺院经济泛滥，损害国库收入，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下令拆毁佛寺，派出御史分道督察，没收大量寺众土地，成为毁佛运动的“三武一宗”之一，从而扩大了中央政府的税源兵员。

在位期间，对内打击藩镇和毁佛运动，对外击败回鹘，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度呈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

唐武宗信仰道教，服食长生丹药。会昌六年（846年），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三十二岁，谥号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葬于端陵。

4、后周世宗

后周世宗柴荣（921年10月27日-959年7月27日），字号不详，邢州尧山（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五代时期后周第二位皇帝（954~959年在位6年）。

祖父柴翁和父柴守礼是当地望族。从小在郭威家长大，谨慎笃厚，成为郭威养子。器貌英奇，善骑射，略通书史黄老，沉重寡言。年轻时，曾随商人颉跌氏在江陵贩茶，对社会积弊有所体验。

广顺元年（951年），郭威建立后周，委任柴荣治理澶州，为政清肃，盗不犯境。显德元年（954年），郭威驾崩，柴荣登基为帝。

在位期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赋税。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经济开始复苏。南征北战，西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等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北破契丹，连克二州三关。

显德六年，商议攻取幽州时候病倒。不久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庙号世宗，谥号睿武孝文皇帝，葬于庆陵。周世宗心怀统一大志，立下了三十年的宏志，“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三武灭佛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拓跋焘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宇文邕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李炎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柴荣

9、古代帝王赐姓是空头奖赏吗？

在我国古代，姓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符号，还是血缘、家族乃至社会地位的象征，有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赐姓是姓氏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氏族社会的神话传说时代就己经出现了。自秦汉以来，赐姓现象越来越普遍，唐五代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比较罕见的。这一历史时期的赐姓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赐姓即皇帝赐给臣民姓氏，是古代统治者用来维持和加强统治的手段之一。唐五代时期.皇帝对异姓臣民赐以皇族姓氏，或者赐予他姓，用以褒奖功劳，勉励勤能，笼络人心，具有重要的政治内涵。但其与先秦赐姓制度中封建性质不同，只是属于精神奖励的范畴。唐代在直接继承北朝赐姓传统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不仅赐姓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形式更加复杂，与前代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五代时期延续了唐代的这一制度，其规模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根据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方式、目的和范围，论述如下：
（一）、赐国姓
在封建等级社会里，姓氏也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最尊贵的姓当然是皇帝的姓了，被尊为国姓。赐国姓是帝王对臣民的最高精神奖励，只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者才能获此殊荣，获赐者将被附入皇室属籍，成为宗室亲贵，属籍有宗正寺管理，这是天子对臣下的一种莫大礼遇。由于唐代武则天时期是一段特殊的时期，历来被史家视为唐代的延续和发展，是唐代的一部分，故当时所赐的武氏也被本文视为国姓。
1、安抚降将
赐姓盛于乱世，尤其是王朝勃兴之初，前代重要的政治首领、军事将领归附，帝王常以赐姓以示安抚。唐初武德年间是赐姓的一个小高潮，这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唐政权草创，急于统一天下，李唐王室对归附的各路“烟尘”首领或赐以国姓，或许以高官厚禄。如瓦岗旧将李世绩、幽州“总管”罗艺、石州“贼帅”刘孝真、江淮杜伏威、河北高开道、窦建德部大将胡大恩、榆林郭子和等人皆被赐姓李氏。赐姓对唐初政权的迅速稳定巩固和收揽人心是功不可没。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唐朝皇帝又再次采用了这一办法，尤其是平叛战争后期，更是频频使用。如安史部将张忠志举其地归国，“赐姓名曰李宝臣”（《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乾元二年，董秦斫贼营，归李光弼，“赐姓李氏，名忠臣”（《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等。向这些投诚立功的叛将赐姓，对战乱的迅速结束，尽快恢复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代时期，以后唐最有代表性，后唐庄宗就曾多次给后梁旧将赐以姓名。如赐朱友谦为李继麟，张从楚为李绍文，温韬为李绍冲，段凝为李绍钦，康延孝为李绍琛，袁象先为李绍安，霍彦威为李绍真，房知温为李绍英，杜晏球为李绍虔等。不仅赐以国姓，还将其中一些人收为假子，虽然说是“以利合而相资”，但却起到了兵不血刃之功效。
2、笼络羁摩外蕃。
民族问题始终是唐五代的突出问题。李唐出于开拓疆上、安抚蕃邦的政治需要，常向内附的少数民族权贵赐姓，从而使赐姓成为唐朝实行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重要手段。唐朝赐姓于蕃族权贵始于武德年间。根据马驰先生的考证，武德七年八月，东突厥可汗颉利遣夹毕特勤阿史那思摩入见高祖，得以赐姓李氏，当是唐代赐国姓于蕃族权贵的最早记载。此后，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的风气便愈来愈炽。唐初有契丹酋长窟哥、奚族酋长可度者、靺鞨酋长突地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等率其所部内附，皆赐姓李氏。此后党项羌酋长拓拔赤辞率众内属，“拜赤辞西戎州都督，赐氏李”（《旧唐书》卷198《西戎》）。宪宗元和四年，奚王没辱孤归附，“赐以李氏”（《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对率众归附的蕃族权贵赐以国姓，表示不仅没有把他们当异类看待，还引为宗室，这无疑给刚刚内附、尚心存狐疑的部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同时这一做法还对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少数民族起到了很好的招抚作用。这正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高明和正确之处，也是唐帝国辖区内及与周边各民族保持长期共存共荣的重要条件。如唐懿宗时，“（西川近边六姓蛮之）卑笼部独尽心于唐.……朝廷赐姓李，除为刺史。”真腊副王婆弥远来朝贡，被赐姓名为李宾汉等例，便是明证。
中唐以后，赐姓常伴以赐名，如李献忠(本阿布思，铁勒同罗部首领)、李崇信(本护密国王纥设伊皋施)、李奉国(本东突厥舍利部大人，舍利葛旃)、李忠信(本名悉诺逻，为吐蕃苏毗王子)、李遮甸(本吐蕃阿史那都支可汗部别帅)等。再如唐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温没斯与其弟阿历支、习勿啜、乌罗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贞、思义、思礼”（《资治通鉴》卷246）皆是赐姓名于蕃部权贵。除了赐姓于少数民族酋长外，其家眷往往也蒙受“恩宠”，如高昌王鞠文泰之妻宇文氏“请入宗亲，诏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唐会要》卷95《高昌》）武则天时，贺兰州都督契苾明之妻凉国夫人及母临洮县主都被赐姓武氏。（《全唐文》卷187《镇军大将军行左鹰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凉国公契苾府君碑志序》）
五代时处乱世，与盛唐不可同日而语，对外蕃更多是疲于应付，赐姓笼络的作用更加明显。如后唐庄宗“赐（奚王）扫剌姓李名绍威”（《资治通鉴》卷281）。明宗赐契丹东丹王突欲姓李，名赞华等例。
3、褒奖有功。
褒奖有功是赐姓的主要功能之一，往往能起到高官厚禄等物质奖励所不及的效果。因功赐姓则是赐姓的主要部分。如唐代协助临淄王李隆基（即玄宗）发动宫廷政变的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助昭宗反正的孙德昭等皆因有拥立大功而被赐姓。李茂贞，“本姓宋，名文通……朱玫之乱，唐僖宗再幸兴元，文通扈跸山南，论功第一……赐姓，名茂贞。”（《旧五代史》卷132），是立有护驾之功而被赐姓。而以战功赐姓的将领则更多了，如李怀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李元忠（原名曹令忠）、李元谅（原名骆元光）、李茂勋（出自回鹘阿布思之族）、李全略（原名王日简）、李国臣（河西人，本姓安）、李光颜（本铁勒部酋长）、李国昌（沙陀酋长，原名朱邪赤心）、李思恭（党项族人，原名拓拔思恭）等，皆是在征伐、平叛等重要的军事战争中立过大功的军将，以战功卓著而被赐姓。
五代时期，天下之争夺更是惨烈，“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以军功赐姓的例子也很多。如后唐庄宗时，元行钦、夏鲁奇俱以骁勇善战而被赐姓名为李绍荣、李绍奇。这方而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因功赐姓是赐姓功能的最好体现。
4、以示恩宠
是否赐姓完全由皇帝的意志决定，故格外受帝王宠信的臣下，也常被赐以国姓。如唐初邴粲，与高祖李渊交厚，得以赐姓李氏；张元悊因“与太宗有故，赐姓李氏。”（《全唐文》卷232）同时一些谄媚、投机的小人，因为能博得皇帝的欢心，往往也能享受到赐姓的殊荣，从而使赐姓的神圣和权威性大打折扣。武则天时，“嵩山人韦什方等以妖言惑众……太后甚信重之，赐什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5）傅游艺与岑长倩、右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金吾大将军丘神绩、侍御史来子珣等一干阿谀得进的小人、酷吏也并被武则天赐姓武氏。这一时期甚至连李唐皇室中的一些人也被改为武姓，所谓宗室蒙乱，“（惟）千金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请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4）五代更是荒唐，“晋卫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杨，名婆儿，以俳优得幸于晋王，……晋王赐姓名”（《资治通鉴》卷271）。马绍宏，本一宦官，因得宠于庄宗，也得以赐姓李氏。
（二）、赐他姓
唐五代赐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形式多样，除赐国姓外，还有赐予他姓的情况，这是赐姓制度的一个重大发展，与其他历史时代颇不相同。如武德中，“（史大奈）从平长安，以（功）多，……赐姓史”。贞观时，“阿史那忠以功擢左屯卫将军，尚宗室女定襄县主，始诏姓独著史”，遂自称万年史氏。（《新唐书》卷110）武宗会昌二年，“赐回鹘国相爱邪勿姓爱，名弘顺”。（《资治通鉴》卷246）赐以汉字单姓以代替少数民族复姓，是古代姓氏变化的形式之一。天宝年间，玄宗以外家姓赐宁远国王阿悉烂达干曰窦。（《新唐书》卷221）“天授中，诏改纥骨氏十七代孙绍，左司员外，姓元氏。”神龙初，桓彦范“赐姓韦氏，令与皇后同属籍”。（《旧唐书》卷91）“（太后）乃度（怀义）为僧，又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子薛绍合族。”（《旧唐书》卷183）以上所赐窦、韦两姓是唐朝外戚之姓，一旦受赐，就与外戚同族；而元姓、薛姓为当时的高门显姓，社会地位很高，俱为世人所重。故赐予这些姓，也是十分荣耀的事情，与赐国姓的意义和效果并无什么不同。
后梁时期，成汭因犯后梁祖讳，梁太祖赐其姓周氏，这是因避讳而赐他姓。后唐明宗曾赐“蕃将惕隐姓名为狄怀惠，则骨姓名为列知恩，舍利则剌姓名为原知感，骨姓名为服怀造，奚王副使竭失讫宜姓名为乙怀宥。”（《旧五代史》卷42）则是取感恩、怀顺等实际意义。
（三）、赐恶姓
帝王赐姓并不都是褒扬，还有出自贬损，那就是赐恶姓，即用恶字赐为姓。这种赐姓常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人身攻击意味。赐恶姓是动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人改姓，就如同“赐死”一样，是一种极其严厉的处罚，往往与危及统治利益的人和事有关，或是出自帝王感情好恶。
赐恶姓在唐代主要出现在武则天时代。武则天夺得皇后之位后，遂将高宗的原皇后王氏和宠妃萧良娣分别改姓为蟒和枭，蟒意为大毒蛇，枭意为枭首。垂拱年间，李唐宗室琅琊王李冲、越王李贞等起兵反对武氏专权，后被镇压。武则天便将这些李姓诸王及其子孙、公主通通被更姓虺氏，虺意为毒蛇。武则天甚至连她的族人也不放过，“乾封元年……诛（武惟良、惟运），改其姓为蝮氏”，（《资治通鉴》卷201）“蝮”意为毒蛇。此外，唐玄宗在平定太平公主乱后，“改窦怀贞姓为毒，改新兴王晋之姓为厉”（《资治通鉴》卷210），毒为毒药，“厉”意为恶鬼。这也属赐恶姓的范畴。
赐恶姓是不仅对其本人的极大侮辱，其子孙后代也要都担负恶名。作为家族徽号的姓氏虽然一直受到人们的珍视，但在皇权的淫威之下，却变得如此无足轻重和脆弱不堪，可见专制制度势力之强大。
（四）、其他种类的赐姓
其他种类的赐姓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况：首先是继嗣赐姓。继嗣传宗，为宗法社会恒有，但由于宗族的排他性，异姓入族继嗣必须要改姓，因而就出现了利用皇权进行干预，赐姓继嗣的现象。比如武则天把同父异母兄及其堂兄都诛杀后，发现本支没有继嗣，遂动用皇权赐姓的优势，“以姊子贺兰敏之为士镬之嗣，袭爵周公，改姓武氏。”（《资治通鉴》卷202）武则天以周代唐后，不甘心再还政于李氏，于是先后以皇子李显、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德宗时，“诏以（李）怀光外孙燕八八为怀光后，赐姓名曰李承绪”（《资治通鉴》卷233），为其续嗣来追念李怀光的功勋。
其次，臣下主动要求赐姓。赐姓是皇帝主动的行为，体现皇权的权威。然到唐中期以后，藩镇拥兵自重，跋扈不臣，大唐王朝是内轻外重，这从赐姓行为中也能得到体现，即臣下开始主动要求皇帝赐姓，并常带有胁迫意味。一些节帅藩镇出于种种原因，上表奏请赐姓，而朝廷对他们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都会迁就他们的请求。如代宗时，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本姓鲜于氏，“大历末，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其从外氏姓，叔明意丑其事，遂抗表乞赐宗姓，代宗以戎镇寄重，许之。”（《旧唐书》卷122）泽潞节度使李抱玉，原名安重璋，“本安兴贵曾孙”，因“耻于逆臣（安禄山）同姓，”表请赐姓，“赐李氏，名抱玉。”（《旧唐书》卷132）
再次，追赠赐姓。追赠是在臣下死后追加的荣誉，在唐代，赐姓也被列为追赠的内容之一。如李君羡，贞观被诛，天授中，武则天追尊武姓，诏复官爵。可见赐姓对臣下来说确实是很高的荣誉。
此外还有因特殊技艺而被赐姓的例子。如是光乂著有《十九部书语类》，“开元末，授集贤殿编撰，后赐姓齐”（《新唐书》卷59）南唐歙州著名工匠李延珪，善于制墨，史称“自宋以来，推为第一”，其本姓奚，被南唐主赐姓为李。（《十国春秋》卷32）
最后，因嫌恶而赐姓。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帝王觉得臣下的姓不吉利，于是就赐姓改之。如五代时，江西的危全讽等被杨渥打败，信州的危仔倡投奔了吴越王钱鏐，吴越钱氏偏安一隅，觉得危仔倡的姓氏字面不吉，怕不是好兆头，就更其姓为元氏。（《十国春秋》卷78）哀榆，仕于南唐，朝贺时皇帝嫌“哀”字不祥，于是就赐姓衷氏。
二
纵观唐五代时期的赐姓制度，有几个方而的变化值得注意，首先是赐姓的范围扩大了，获赐者除了官僚贵族外，还有寒人武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少数民族首领或酋长参与进来，从而大大地扩大了这一历史时期赐姓的范围。其次是赐姓的形式多样。有赐国姓、他姓、恶姓。臣下主动要求赐姓，更是唐五代时期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大大地改变了以往赐姓中一调的现象。再次，赐姓的目的也不同。或安抚笼络，或褒奖有功，或以示宠信，或发泄私愤。最后是赐姓与赐名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自唐中期以来便逐渐多了起来。其实赐姓与赐名的同时出现，无非是把赐姓的外延扩大了，其内涵却是相同的，即其功能和作用与单纯的赐姓并无根本的差异。
这一时期的赐姓制度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即存在着严重的不稳定性。赐姓是皇帝意志的体现，是一种驾驭臣下的政治手段。赐姓虽是一种荣誉，但臣下一旦获罪，所赐姓氏就会被剥夺，还复本姓。削夺属籍，决定了赐姓的不稳定。如唐初罗艺归附，“赐姓李氏，予宗正属籍”，然他在太宗时谋反，又被“复本姓罗氏”（《旧唐书》卷56）。李绩于唐初被赐姓，到武则天时，其孙李敬业起兵反武，被镇压后，还复本姓徐氏。贺兰敏之被赐姓武氏后，不久后得罪，“敕流雷州，复本姓”。（《资治通鉴》卷202）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重视，即到了唐中期以后，一些握有兵权的将帅开始对赐姓的取舍提出要求。如安史之乱后，张忠志被赐姓李氏，到大历年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请复姓张，许之。”次年，他又“更请赐姓，……复赐姓李”。（《资治通鉴》卷225）尚可孤，鱼朝恩爱其勇，奏（帝）姓鱼氏……朝恩死，赐可孤姓李氏，名嘉勋，但到“建中四年，仍复本姓名”。（《旧唐书》卷144）李克用和李茂贞被削夺官爵和属籍后，旋即又恢复。后唐明宗即位后，同光朝赐姓名的将领如霍彦威、苌从简、房知温、杜晏球、夏鲁奇、米君立、李彦超等纷纷上表求复本姓名，明宗皆准所奏。这既是赐姓制度不稳定的表现，又是中央政权遭到削弱的必然现象。
赐姓在唐五代的盛行不仅有古老的传统，还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魏晋以来，姓氏文化中出现了别士庶，重地望的新内容，并成为主流的政治文化。门阀大姓成为时代主宰，士庶相争，谱学大兴，九品官人法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崇尚姓望之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达数百年之久。唐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后，旧日的士族大姓已不占统治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他们以胡化的汉族为主体，尚武善战，与昔日的魏晋士族有很大不同，但在重视阀阅郡望这方面却是完全一致。如李唐皇帝自称出自陇西大姓，又拉老子李耳为始祖，凉武昭王李嵩为近祖，目的是很明显的。唐太宗制修《氏族志》，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世系，分等级，以从制度上提高以皇室为首的关陇集团的姓氏等级。此后，武则天当政又制修《姓氏录》，使凡在当朝做官至五品的官员皆升为士流，这一切多是“尚姓”之风的表现。为了提高李姓及其功臣的社会的地位，唐统治者采取了赐姓等措施。赐姓的实行，除了其特殊的政治功能外，还在潜意识中制造人们对国姓的向往，制造获赐者的喜狂和名利双收；赐姓的剥夺，又在向世人宣示国姓的尊贵，这都在无形中抬高了国姓的地位，可谓一举数得。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形成的姓望观念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中晚唐时期，衰落的旧士族仍持声名，以致唐文宗感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也？”（《新唐书》卷172）这表面上是围绕姓氏门第的斗争，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的一种“尚姓”意识和风气。可见当时姓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那么赐姓给唐五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总的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赐姓者入籍联宗的功能有助于维护唐五代的统治。如李忠臣本一叛将，归国被赐姓。代宗永泰元年，吐蕃入寇，进逼关中，代宗急诏各道出兵，而“诸道多不时出兵”，李忠臣方与诸将击球，得诏，亟命治行，诸将请择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岂可择日后救邪！”即日勒兵就道。（《资治通鉴》卷223）藩镇尚且如此，赐姓之效可见一斑。沙陀酋长朱邪赤心被赐姓，不但朱邪贵族举族世代李姓，还俨然以李唐的继嗣传人自居。建立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奉高祖、太宗、懿宗、昭宗和他的曾祖、祖父、父亲为七庙，赐姓也以李氏为国姓，其意很明确，他们已自视为李姓皇族了。由此可见赐姓联宗的魅力。
其次，赐姓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仅存在着多元的地域文化，而且存在着多元的民族文化。唐五代时期继承巩固了秦汉以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的成果，掀起了民族融合的又一高峰。这个时期，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交流频繁，相互影响，民族不断同化，一些古老的少数民族消失了，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姓氏在民族融合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是衡量民族融合进程的一个标尺。历史上也出现过以改变姓氏来促进民族融合的现象，最著名的当数北魏孝文帝改革，把一百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唐五代时期，民族融合以少数民族汉化为主。从姓氏变化来看，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唐五代赐姓相当一部分是赐给少数民族权贵的，遍及突厥、回鹘、奚、契丹、靺鞨、吐蕃、党项、沙陀及西域中亚等各族。这些民族内附后，在广大地区与汉族人杂居生活，他们“心仪华夏”，往往因其部落酋长的赐姓而纷纷改从汉姓，甚至举族随之改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所以可以说，姓氏汉化的程度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的成果。
最后，赐姓对后世及国外的影响。唐五代赐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末五代更是把赐姓和假子制结合在一起，融入了更多的亲情成分。直至明清，赐姓还是长盛不衰，被继续沿用，可见赐姓的魅力之久，只不过后世赐姓的规模不如唐五代时期罢了。唐朝曾征服过三韩，为其地置都护府，予以统治。因此朝鲜历史上受汉文化影响极深，包括赐姓制度。据史载，新罗第三代王朴儒理尼师，在其九年春，改六部之名，乃赐姓。可见赐姓在汉化极深的国家还是很有影响的。唐元和十一年，“南诏（主）劝利德磋巅，赐姓蒙氏”（《资治通鉴》卷239）。
总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赐姓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对前代特别是汉代以来赐姓的总结，并对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姓氏的重视，突出地表现了古代人们思想中长时间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和门第思想。从民族的意义上讲，姓氏又反映了一种民族融合运动趋势和民族认同心理。这些都能在唐五代赐姓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10、唐朝什么时候灭亡的？

907年
　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是著名的无能昏君，使唐朝
唐灭亡前夕疆域图(1张)一直走下坡。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唐末农民起义，经过黄巢的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经过黄巢起义后，把唐朝的基础打破。而宦官所管理的禁军也损失过重，所以宰相与宦官争权不断。黄巢起义后，唐僖宗在唐末的动乱中死去，由弟唐昭宗继位。而朱温与李克用成为唐末的风云人物，在朝廷各树党派，在朱全忠的支持下，宰相派胜利，朱全忠入宫尽诛宦官。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将唐昭宗杀害。天祐二年（905年），朱全忠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投尸于河，史称白马驿之祸。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定都于开封。唐朝灭亡，立国共2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