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宁夏气候

1、明朝末年军队是否已经普遍装备火器？

明朝确实在火器运用方面很普遍了！第一楼所说的神机营，那是朱棣时代的事了！明军在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就有了10%的配备率！二楼的所谓的三段射击法，这个是当时的日本发明的，是丰臣秀吉还是谁，我就不记得了！中国的三段射击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的，只不过不是用的火器，而是用的弩罢了！那么，明朝将三叠射击运用到火器上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万历年间，明朝与日本交战的时候，日军也已大量装备火器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用朝鲜国王的话就是番意味深长的问答，“铳筒（指日本人的鸟铳）之声，不与天兵（指明军）之火炮同耶？”李德馨回答：“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山崩地裂，山原震荡，不可状言……”李昖赞叹道：“军势如此，可不战而胜矣！” 这是出自朝鲜的《宣祖实录》中的！这一则对比，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日本火器在明朝面前就像蚊子叫一样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也说明代的火器是优越的！——中国人的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 在清朝被欧洲的开花弹打得满地找牙的时候，明朝就已经大量使用开花弹了！：“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左宗棠在新疆的明朝炮台遗址上挖出了百枚开花弹，看他的样子，还怪是因为没人留意开花弹！他自己不知道清朝是怎么搞社会大倒退的吗？

2、历史上的明朝最终会走向灭亡，只是因为国库里没有钱了吗？

众所周知，明朝是由明太祖朱元璋耗费心血建立起来的，并且使明朝慢慢发扬光大，人民日益富足，生活幸福安康。并且，由于吏治良好，也使明朝的战备资源非常丰富，经费充足。使得明朝战斗力还是依然很强。

在这期间，就发生了很著名的对外战争，与日本的朝鲜之战，与蒙古的宁夏之战和与苗疆的播州之战。这几场仗可不是白打的，这些仗让外国人见识到了明朝的厉害，让明朝成为当时公认的亚洲最厉害的王朝。

那么，为什么明朝在后来会迅速走向没落？难道是因为之前的三场仗打的太猛，花了太多钱，把朝廷给弄穷了，导致后来体力不支，倒了吗。其实明朝的战争虽说花了挺多钱，可到底明朝的底子在哪，还是没受多大影响的。

那为何当时仅有不到十万的女真能把庞大的明朝打败呢？女真虽说是个小部落，可是小部落的好处就是人心齐，很团结，这在军队指挥上很有优势，而且他们的作战方式很灵活。明朝虽说有几十万人在打仗，可人太多，加上管理的僵化，在打仗方面没有女真的优势强，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

任何一个朝代的衰退都不是一时的，而是经久积累下来的。明朝对外是个强大的王朝，可其实随着国家的富裕，对于官员的贪腐问题也就松懈了。

就拿粮食来说，谁离了粮食也活不了，无论是天子还是乞丐，可明朝万历年间，气候偏冷，庄稼很难长出来，所以那一年的粮食稀缺，有很多人饿死，尸体到处都是，哀鸿遍野。加上南方又出现了大洪灾，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民间一片怨言，自然就有很多反抗的人。内部有这里那里的农民起义，外部有看着明朝乱而插把手捣乱的小政权，明朝一时应接不暇。

趁着明朝陷入乱局，满清强大了起来，先是学习到了好技术，又有很多的厉害武器，而这时的明朝由于是文官指挥战斗，白白损失了很多武器，到最后都不能与满清抗衡了。满清和明朝的农民起义一起包围了明朝，明朝陷入了绝对的被动，一会儿农民起义，一会儿满清打过来了，把明朝搞的晕头转向，渐渐的，明朝火药没了，兵器没了，钱也没了。

可是这里所说的明朝没钱是说朝廷没钱了，并不代表人们没钱了，当时明朝也很多有钱人，有钱的官，有钱的商人，有钱的农民，就是皇宫里没钱，加上当时宫里的太监、宫外的官员们都在贪污，贪到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少。

所以，明朝国库没钱，只能是导致明王朝走向没落的一个间接因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疏于管理，使贪污腐败弥漫整个江山，从而内部瓦解，导致外部松动，被一举攻破。

3、历史上环境变迁的后果（从历史学角度）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
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

——《第七章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的后果、原因、规律》第一节

王元林

载《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研究》

自然环境从地质时代经过历史时期的变迁而至现今，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各因子气候、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日黄土高原童山秃秃，林草稀少，沟壑多布，侵蚀冲刷严重，出现许多人地矛盾，成为中国二十多个贫困地区之一，这正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破坏这一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清楚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后果，面对现实，制订相关政策，为当前这一地区的治理服务。

一、泾洛流域自然环境变迁带来的最大恶果是水土流失日益加剧。新石器时代，泾洛流域植被良好，森林茂盛，草地肥美，各种动物栖息其间，这从今天泾洛流域数以千百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动植物遗存足可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起初，人们在河谷平原和高原之地小范围开垦，对侵蚀冲刷影响不大。随着人口增多，人们已不仅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经营，就是生态环境脆弱之地，秦汉时已出现大规模地开垦高潮，陇东、陕北就是其中代表。随后虽然东汉以后长达三百多年这一地区多以游牧民族为主，但农业在一些小的地区仍有经营①。隋唐人口增多，隋代陇东、陕北每县就有上万户，陇东、陕北人口达120多万人，远远超过了西汉。唐天宝时陇东陕北人口近百万。陕北洛水流域近31万人口，是西汉时的近2倍。宋金在陇东、陕北更是驻有大量军队，人口激增。以后各代，这一地区人口一直居高不下。明嘉靖时，虽人口较明初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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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减少，但仍达近60万，加上逃户，亦有七八十万之多。再加上沿边驻有延绥、固原镇兵，人口亦当超过百万。“土人耕牧，锄山为田”，开荒耕坡，“虽悬崖偏陂，天地不废”。清乾嘉时这一带人口达285万人之多。虽然陕北仅44万人，但开荒已至山坡险岭，即使梁峁之地也不放过(详后)。一般情况下，每增加一人，需增加耕地0.2—0.3顷。陕北、陇东自然还要多些。这样伐林垦荒，带来的结果只能使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加剧。农垦之外，历代在泾洛上游曾置有牧马苑，牧马啃食草根，苑田种植苜蓿或粮食，过度地放牧也会破坏当地植被，加重水土流失，只不过不如垦荒带来的后果严重罢了。一般人对黄土高原垦荒带来的后果认识还不是那样清楚。据调查和推算，黄土高原在有森林覆盖的条件下，土壤年侵蚀模数很小，只有100—200吨／平方公里，而毁林开荒，其年侵蚀模数可达10000—20000吨／平方公里，增加100倍。陇东庆阳、平凉，再加上陇西的定西地区，有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以梁状为主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一般年侵蚀模数在8000吨／平方公里左右①。泾水上游侵蚀模数最强烈，年侵蚀模数可达1万吨／平方公里左右。环县北部丘陵沟壑区年侵蚀模数7769吨／平方公里，庆阳北部丘陵沟壑区7412吨／平方公里，陇东黄土高原沟壑区5746吨／平方公里。而黄龙山、子午岭、关山(六盘山脉)土石山地森林区年侵蚀模数分别是238吨／平方公里、500吨／平方公里、800吨／平方公里②。其间森林起到的作用还是巨大的。陇东陕北间子午岭，在同治回民起义前，垦殖指数高达25％—30％，其侵蚀强度相当于现在延安一带，而年侵蚀模数已达8000—10000吨／平方公里③，水土流失已十分严重了。而今，泾洛流域水土侵蚀仍然十分严重。陇东、陕北大部分市县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的80％以上，环县、庆阳、镇原、泾川竟占到100％，而森林较多的合水(水土流失面积占到总土地面积57.75％)、富县(42.05％)、黄陵(48.36％)、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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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4页、18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分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③唐克丽等：《黄土高原人类活动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人民黄河》1994年第2期。

(49.14％)，水土流失所占总土地面积稍低。陕北历史上人口密度少，开发程度远较陇东低，今森林仍保持不少，水土流失也就自然不如陇东严重，洛水含沙量自然也没有泾水大。就是渭北旱塬一带，长武(92.97％)、彬县(93.84％)、旬邑(84.27％)、淳化(91.60％)、白水(91.63％)等，水土流失在总土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巨大①。昔日洛川塬所在洛川县，今水土流失面积15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83％。这里耕地面积较大，占垦殖指数25.6％，耕地中夏粮又占很大比重，夏收后农田休耕，又正值雨季，暴雨易使裸露的地表发生面蚀和沟蚀；沟头延伸，沟道深切，沟坡变陡，又引起土体的崩塌、滑坡等重力侵蚀。朱牛乡的月合沟在1923—1955年的32年间，沟头延伸247米(平均每年7.7米)，沟床被切深8.6米，沟道加宽15.4米，共损失塬面耕地19.2亩，流失土壤77.6万立方米。这样的沟壑在黄土高原地区不胜枚举。沟壑的增多，沟道面积增大，使地形更加破碎。今泾洛流域除原外，大量的梁、峁、沟等破碎地形遍地皆是。洛川朱牛乡沟道面积已达48.5平方公里(总土地面积仅有90多平方公里)，坡度大于25。的陡坡又占沟道面积的53％②。洛川塬地如此，其他破碎地形沟壑之多，面积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如此大量的土壤表层土被冲刷，土壤肥力自然下降。据统计，被冲刷的土壤中，每吨约含氮肥0.8—1.5公斤，磷肥1.5公斤，钾肥20公斤。黄土高原每年要损失肥分5000万吨，比黄土高原农业年施化肥量多好几倍③。历史时期，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毁林开荒，轮荒乱垦，使宋时陇东陕北“腴田”、“肥田”后皆成为瘠田、薄田。志丹人曾流传的这样俗语：“山保安，牛羊山，米粮川”，当地应是富庶；而清咸丰时，保安(今志丹)“瘠贫之区，水土最劣，以耕稼则多不毛”④，水土流失造成的恶果已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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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数据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222—223页。

②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重点县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4页。

③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18页。

④咸丰《保安县志》卷一《地理志》。

泾洛流域水土流失，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带来的更大灾难是河流中的泥沙增多，河患频增。今黄河泥沙含量已多达16亿吨，其中陕西省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就达8亿吨，占到三门峡以上输沙量的一半。大量的泥沙淤积在下游河道中，使河道淤高，行洪不畅，易发生河患。今黄河下游成为“悬河”，正是历史上泥沙淤积所造成的。而黄河下游洪水灾害不断，其根源正在包括泾洛流域在内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带来的泥沙。历史上黄河下游大约有1575次洪水灾害(包括溢、决、改道)，其中先秦时仅发生过7次漫溢，1次改道。西汉时，黄河下游发生3次漫溢，7次决口，2次改道，共发生12次河患。除其他原因外，西汉时由于在包括泾洛上游的黄土高原屯垦，发展农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水土流失，河患也随之增多。东汉以后至隋的五百年间，黄河出现了相对安流的局面，这与黄土高原地区多以畜牧为主，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有关。唐和五代时，黄河河患增多，与唐五代时变牧为农有关①。宋金元时期黄河河患远超以前各代，平均每10年分别发生6.5、5.5、27.3次。元时记载人口虽少，但编户数字并不等于实际数字。明代共发生454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16.4次。清代发生485次，平均每10年发生17.9次。民国发生103次河患，平均每10年发生41.9次②。河患愈演愈烈，这无疑与人口增多，开垦荒坡沟地，水土流失加重有关。其间水土流失带来的恶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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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本，第102—104页。

②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二、引起泾洛流域生态失衡，各种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泾洛上游为黄土高原腹地，生态环境脆弱，历史上人们在这里发展农牧业，大力垦田，轮作荒田。特别是秦汉时移民屯垦，使这一流域农田栽培植被面积扩大。唐宋金时期，这里为边防之地，人口增多，屯田面积大增，森林大为减少。明清民国时期，泾洛流域森林遭到彻底破坏。森林破坏，农地增加，水土流失加重，使这里本来就脆弱的自然环境难以恢复，原来森林被覆土壤，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减少侵蚀的作用也就不复存在。人为干预自然环境能力的增强，无节制地破坏自然，使这一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增多，发生频率增加。虽然不是呈直线式上升，但灾害日益增多的态势已十分明了。将历史上泾洛流域发生的旱涝、雹灾、霜冻、蝗灾、风沙、地震以及饥荒等灾害作一综合对比可以发现，泾洛流域在公元前2世纪至1世纪上半叶、6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末、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13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出现6次灾害多发期。这些灾害常常相伴发生，甚至一年中几种灾害并行，旱涝、旱蝗、旱雹、旱震、旱与风沙等灾相互联系，这些大灾多相连发生，增加了灾害的危害性。大灾之后，又常出现瘟疫、饥荒，这在明清民国时期表现最为明显。6大灾期中，第一灾害多发期发生28次大旱，5次洪涝。第二灾害多发期仅西魏至北周和隋代，就发生17次旱灾，8次雨涝。唐代旱灾年达110次，涝灾65次(其中旱涝同年22次)，冰雹30次，霜雪冻48次，蝗灾(包括五代)21次。第三灾害多发期为北宋初期，时间不足五六十年，却发生旱灾20次，雨涝12次，蝗灾9次，雹灾霜冻也发生不少。第四灾害多发期为元代，旱灾25次，涝灾10次，蝗灾7次，雹灾12次，虽第三、四灾害期发生次数不如第二灾害期，但其发生频率仍十分频繁。明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增多，土壤瘠薄，陇东陕北农业难有太大起色，自然环境恶化的兆头已经显露出来。明至1949年泾洛流域共有12次大旱灾期，3次大涝期。这些旱涝灾害常常是毁灭性的。如万历第一大旱期(1582—1583年)的大旱，“人相食”，死尸枕藉。万历第二大旱期(1586—1587年)陕北延安“饥民多死亡”，陇东各县大饥。天启崇祯大旱期(1627—1631年)，麦苗尽枯，饥荒尤甚，人死过半，导致了明末大起义。崇祯末(1639—1641年)、康熙末(1720—1721年)、光绪初(1877—1878年)、光绪末(1899—1901年)、民国(1928—1931年)等大旱期亦危害巨大。除气候原因外，明、清、民国泾洛流域少被覆，易发生干旱。明代泾洛流域有63次雹灾记录，清代泾洛流域雹灾记录达247次，而民国则是年年有雹灾记录。霜雪冻灾明代有52次，清代、民国有148次。虽存有记录的失误，但清代、民国霜雪冻灾应高于明代。明代泾洛流域蝗灾达45次，清代26次，民国11次，如此等等。由于泾洛流域大部分地区仰于天泽，灾害发生的多少无疑影响收成的丰歉。水旱之外，泾洛上游即使霜雪雹灾也容易导致饥荒出现。上游陇东、陕北出现饥荒的次数和规模远多于下游关中，与上游自然灾害多，自然环境恶劣有关。明以前泾洛流域饥荒出现的次数少。唐代，关中饥荒出现49次。宋代，泾洛流域发生16次饥荒。金代饥荒3次，元代27次。明代，泾洛流域共出现123次饥荒，全流域的饥荒45次，泾洛下游饥荒28次，上游陇东达30次，陕北洛水上游达20次。清代饥荒发生次数更加频繁，共有167次饥荒，全流域饥荒7次，泾洛下游45次，陇东97次，陕北18次(统计数字不全面)。虽危害程度较明代小，但发生频率无疑是历代最高的。饥荒的出现除了人为原因外，大多与自然灾害有关。明清泾洛流域自然灾害增多，尤以陇东、陕北发生频繁，大量的统计数字和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正是明清在泾洛上游锄山为田，开山至顶，肆意毁林开荒，使垦田数增多，水土流失面积亦增大，抵御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自然灾害增多，饥荒频增，脆弱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

三、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不仅使河流水文状况恶化，而且使河湖湮塞，引起水荒。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砍伐林木，森林植被破坏，植物被覆作用降低，不但加速了水力侵蚀，河流泥沙增多，也使河流洪枯量变化大，暴涨暴落。唐时洛水、华池水等流域经过农业开垦，林木减少，洪水时“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水土流失较大，而像苇谷等一些小的支流，碧波荡漾，与洛水、华池水等还是有区别的，这里侵蚀较弱。清代，葫芦河(即华池水)流域的子午岭林区还未遭到破坏，河水清澈，仍可灌溉附近稻田①，河水清浊显而易见。上述元时灵台的达溪河也还清澈，到清时也已浊浪滚滚。明嘉靖时称今汭水还较泾水清澈，今情况虽然仍是汭清泾浊，但汭水已开始变混浊，上游华亭、崇信一带林木减少，农田多辟。历史上称作黑水的诸河(古油水以及今直罗河等)今已难窥其原貌，多已变浑。原来称作宁江的九陵川，清时水色澄碧，今也已变浑浊。不胜枚举的事例足以证明，河流多已变浑，清流已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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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道光《鄜州志》卷二《舆地部·水利》。

由于森林被覆减少，河流冬枯夏涨、暴涨暴落特点异常显著。甘泉境的洛水支流，“春夏盈而秋冬涸”。即使洛水冬春时仅“水深二三尺，面阔七八丈”，可涉足而过，而夏季暴涨时，河川“一望无涯，浪高一二丈”。泾水流域亦是同样。崇信县各河“旱则河水清盈，汗下欲涓滴”，“潦则汹涌奔腾”，水势浩大，汹涌澎湃，“漫无抑制”，洪涸特征十分明显。暴涨暴落，河患日益增加。历史上泾水支流在平凉、泾川、灵台、镇原、庆阳、环县、宁州、正宁、合水、邠州等县城旁都发生过河患。而且，河道泛滥亦趋亦烈。洛水流域的保安、鄜州、黄陵、同州发生过多次河水侵城的事件。鄜州城不断地内缩，就是受历史上洛水数十次泛滥的影响。就连一些小的支流也在明清时常常为患，平凉城东的浚谷水、泾川的古泾州城和今城外的诸沟水等等皆是如此。

河水含沙量大，暴涨暴落，泛滥不断，自然难以航行。西周时，泾水已有航运。此后，“泾河水急石多，深浅不一，商船不致往来”。明清虽曾有试航之举，但由于泾水水浅石多，难以行舟。洛水亦仅可行小船，航行里程仅在大荔以下。形成今天泾洛两河难于航行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泾洛流域水文状况恶化。

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还使这一流域水资源枯竭，水利工程难以实施，人们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出现水荒。人们原来居于原上，随着河流的下切，水源远在深谷之中，往来取水十分不便。包括德靖砦、栲栳砦、金汤寨、凤川寨等宋金时的军寨，虽然修建时就建于高处，以利军事需要；但仍考虑到在河川池泉之旁，以利饮用之便。随着河流下切，饮水已成为军寨生存的主要问题。其后这些军寨大多废弃，除军事原因外，饮水不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清泾洛上游居民多向川谷泉池边迁徙，就是考虑到水源问题。宁州城居马莲水、城北河、九龙水之交，而明时，城“内乏井泉”，与数百年来河流下切有关。类似情形在庆阳等处屡见不鲜。笔者去陇东、陕北考察，水窖和池塘遍布各个乡村，吴旗、志丹一带，有些在田间地头，甚至公路两旁，利用地势将雨水汇聚、沉淀，以便使用。在这里，人们把水看作异常珍贵之物，节约用水已成人们的习惯。人们饮水都如此困难，农业生产只有靠降雨来决定丰歉了。建国前，陇东、陕北的水利工程寥寥无几，正与河道下切、难以饮用有关。今泾洛上游一带人们往往打数十丈甚至近百丈的深井，就是因为地表水难以饮用而不得不利用地下水。渭北旱塬一带，“居民每苦地高乏水”，也修地窖以聚雨水。明清泾洛下游掀起打井高潮，与地表水枯竭，流水微小难以满足灌溉需要有关。

泾洛流域河流泥沙较多，河患频繁，还使泾洛下游诸湖面积缩小或消失，流域内诸泉湮废。除气候原因外，还因森林减少，泥沙增多，湮塞泉泽。泾洛下游的阳华(华泽、赤岸泽等)及其他诸湖的湮废就是如此。甚至黄河下游的大野等大湖泽的消失，也是包括泾洛流域在内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河道变迁，泥沙淤积的结果。

四、历史时期泾洛流域植被和土壤的变化，使这一流域土壤承载力低，三料(燃料、饲料、肥料)短缺，土壤肥力下降，粮食亩产降低，土瘠民贫，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今天，造成黄土高原贫苦的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生态环境失衡，水土流失严重，人地矛盾尖锐。大量的林木减少，地表裸露。明时，陇东“山无木兮山顶秃”，“山头但有农驱犊”，濯濯童山之上仍植糜种菽①。清时，陇东土壤“瘠硗”，沟坡之苗多仰天泽，稼穑难成②。历史时期泾洛流域由于人们长期的垦殖开发，致使原来开垦时还较肥沃的土地，开垦二三年后被迫撂荒，自然肥力尽失。这在陇东、陕北各州县都是如此。不断地撂荒轮耕，不断地去开垦新的土地，使泾洛流域农业一方面垦殖面积不断增加，水土流失面积也随之扩大。而另一方面，土壤贫瘠，广种薄收，人民仍然贫困不堪。洛川l县一带民众就流传这样的俗语：“种上万万顷，哪怕一亩打半升”，人们不管收获，“有牛没牛尽管种”③。虽辛苦耕种一年，收获却寥寥无几。正如咸丰时保安县人所言，“荒山容易起风沙”，“不管年荒与岁丰，十年总有九年穷”④。原来是“牛羊山，米粮川”的保安，土地承载力大大降低，已难与昔日相比。道光时卢坤所作《秦疆治略》，几乎陕北和渭北旱塬各州县都是“地瘠民贫”。其实，陇东一带“原以土质肥沃，农产富裕”，故历史时期这里人口密度基本上较洛水流域大。加之这里原面较陕北一带大，自然条件优越，故历代开垦多所致力。由于滥垦滥伐，“垦殖无方”，只知扩大耕地面积，撂荒轮作，粗放式经营，“致使土地利用失调”，表层耕土“受雨水冲蚀而流走”，“良田败坏，沟壑纵横。耕田面积日渐支碎”。虽有施肥，但地力消耗和水土流失，使农业单产降低，经济衰微。昔日茂密森林，今为濯濯童山。昔日良田与草原，今为“不毛之沙漠”⑤。随着建国后这一地区人口的膨胀，人均耕地更少，人地矛盾更为突出。为了解决当地粮食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走原来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的老路子，使水土流失更为严重。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农业终是恶性循环。传统的粗放农业是今日这一地区积贫积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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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熙《宁州志》卷一《地理·山川》引(明)李绅《山水歌》。

②(清)张澍：《天心篇》，收入《历代咏陇诗选》。

③民国《洛川县志》卷二四《方言谣谚志·俗谚》。

④咸丰《保安县志》卷八《艺文》，(清)彭瑞麟《保安杂咏》。

⑤民国《甘肃乡土志》第七章第八节《水土保持》。

泾洛流域森林草原减少，水土流失严重，不但使土壤承载力降低，粮食亩产减少，而且使这一地区像其他黄土高原地区一样，燃料、饲料、肥料等三料出现短缺。长期以来，泾洛上游以林木、树枝草灌和作物的秸杆为燃料，树木烧光，就去刨树根。树根、秸杆烧完，就去刨草皮，挖草根，烧牛马粪。这样，自然使三料短缺，生计难以维持。宁夏、固原地区就是三料严重断缺之地①。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开荒种田，特别是建国后人口剧增，大量烧柴用材，使这里的子午岭林区的森林和草原受到严重破坏。到80年代初，除东部几乡在子午岭深林区外，其余全县其他地方已无林可砍，无荒可垦。相应地，水土流失加重。柔远河在上世纪60年代输沙量401.7万吨，70年代增加到456.3万吨。同时，全县大小7700余条沟至70年代末就有6300多条干枯②。农业降产，薪材短缺，饲料、肥料亦成问题，自然环境已恶化。

历史上，受水土流失和人们耕垦的作用，泾洛上游形成沟谷坡地的黄绵土及原地的黑垆土，前者肥力瘠薄，后者成为黄土高原较优良的土壤。而关中受人类长期耕垦和施肥作用，形成耕作性较好的填土。土壤的肥瘠自然影响到农业生产。关中由于自然条件好，地势平坦，土壤肥美，灌溉便利，虽经自然和人类长期作用，但自然环境恶化的程度远较陇东陕北轻，自然灾害也远较陇东陕北少。有些还因人类的参与，而使自然环境更适宜于人类的发展。前言关中出现的塿土，盐碱地改良自然对促进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同时，还应指出的是，关中泾洛下游森林减少，湖陂大多干枯，地下水位下降，沿山及滨河一带，砾石、沙子多随洪流而淤积散布，洪潦成灾，原来的“淤田”已变成了“淤沙”。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北山旱塬一带地形破碎，“地瘠民贫”，农业生产环境亦受到很大影响。沙苑自然环境恶化，水草减少，湖泉干枯，已多出现风沙和沙徙现象，屯垦田地多为风沙侵占。可见，泾洛下游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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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黄土高原整治研究》，第20页。

②新编《华池县志》第一编《地理志》。

总之，历史时期泾洛流域自然环境的变迁，给这一流域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不良的如盐碱土、沙土等土壤得到了改造，培育出了更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填土、黑垆土等。历史上关中有“膏壤”、“沃野”、“天府之国”的美誉，对粮食生产，推动社会进步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另一方面，人们毁林垦荒，滥垦滥殖，纵火烧山，锄山为田，使泾洛上游和渭北旱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空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形更加破碎。土壤肥力流失，河患增加，甚至对黄河下游河道和湖泽等都带来了严重危害。而同时，由于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泾洛流域自然灾害明显增多，尤以旱灾最易发生，自然环境的免疫力大大降低。河患频仍，暴涨暴落，泥沙含量大，多浑浊不堪，难于通航。湖泉池陂大多湮废，人们生产、生活用水已成问题。由于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单产降低，广种薄收，土壤承载力降低，燃料短缺等，农业陷入恶性循环，人们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使包括泾洛上游在内的黄土高原地区成为中国现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4、明朝军队后期为什么那么差劲

①北方游牧民族超强的战斗力是天生的,跨上马,便能驰骋沙场；而明朝早期之所以能打败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元朝,其根本原因就是元朝军队经过近100年的腐化、退化,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相对的,朱元璋手下有许多优秀将领训练军队,甚至由徐达、常遇春等人训练出了足以与蒙古铁骑相抗衡的骑军,元朝于是打败（将领也是一般）
②靖难之役以后,明成祖朱棣削裁藩王军队,但藩王也是起到守护边疆的作用的,因此后期明军数量不足；
③明朝后期的军队素质较差（关宁铁骑除外）,再加上将领都是一般,袁崇焕一死、孙承宗一走,如洪承畴、左良玉、孙传庭都能叱咤风云,可见当时整体实力不佳,当然打不过正在虎视眈眈、企图霸占中原的励精图治的清军了.
④明朝中期有三大战役,主要集中在万历年间,称“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播川之役、朝鲜之役；这三大战役的特点都符合如下：明军战胜,战斗过程为硬碰硬拼,双方伤亡惨重,明军险胜；三场战役下来,明军元气大伤.
综上,可得出明朝中后期战斗力十分低下的结论,再加上内忧,使得二百五十年明朝倾覆,汉族统治被剥离.

5、朱棣时期，明朝和瓦剌的关系怎样？

元末，蒙古统治者被明军逐出中原。逃往漠北的元顺帝，于1370年（洪武三年）死于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逃往和林，这就是历史上的“北元”。

明成祖朱棣

永乐之初，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居住在今贝加尔湖以南和蒙古国的大部分地区；瓦剌部居住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部和准噶尔盆地一带；兀良哈部聚居在今老哈河（内蒙古）和辽河流域一带。三部之间经常互相残杀，并派兵在明朝边疆烧杀掠夺。

朱棣分别在永乐八年、永乐十二年、永乐二十年、永乐二十一年、永乐二十二年进行了五次北征，本文讲的是明成祖第二次北征。

明朝号称三十万（有待证实），其中包括过去在战争中归降的蒙古军、还有女真军，及向朝鲜征调的马匹。

瓦剌军三万之众，依托山势，分三路阻抗。

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打败鞑靼败后，瓦剌部逐渐强盛起来。瓦剌首领仗恃势强，出兵袭杀了本雅失里，并一再声称要进攻鞑靼。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为其故主本雅失里报仇。阿 鲁台还率余部奔至明长城附近。与此同时，瓦剌部不断要挟明朝厚赏，妄想占领明朝的 宁夏、甘肃地区，屯兵边境，向漠南进逼。朱棣为了满足鞑靼部的请求，也为了明朝边 境的安宁，决定亲率三十万大军征讨瓦剌部。

蒙古高原东面有大兴安岭山脉，西面有帕米尔高原派生的山脉，中间分布着河川、湖泊、沙漠、草原、森林、丘陵等。气候干燥，年降雨量稀少，与农业地带相比，是缺水的区域。昼夜气候差异比较大，冬寒夏热，冬夏气候差异也很大，五六月间为风季，常形成夹带沙尘的风暴。

明朝北部的鞑靼和瓦剌

主战场所在地忽兰忽失温在和林的克鲁伦河及鄂嫩河之间，这里水草茂盛，是游牧的好地方。与首次北征的主战场所在地斡难河畔亦相距不远。这里是鞑靼的根据地。

1414年（永乐十二年）三月，成祖率军从京师出发，并让皇太孙从行。

四月，到达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大规模阅兵式。

六月初，前锋在三峡口（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击败瓦剌部游兵。朱棣乘势向西北方向进攻。行至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遭瓦剌军的依山阻抗。

瓦剌军三万余人迎战，因见“明军行阵整列，遂顿兵山巅不发”，分三路据守。

朱棣命数名骑兵前去挑战，诱敌下山，再分兵三路，分别向敌左、中、右翼展开进攻，并以神机营发铳炮攻击敌人中路。

瓦剌头领

朱棣还亲率精骑冲击敌阵，迫敌中路后退。但明军两翼攻势受到敌人顽抗，都指挥满都战亡。于是，朱棣亲率精骑驰援两翼，另外部署神机炮及时炮击，自己率铁骑冲入敌阵，杀瓦刺王子十多人，士卒数千人，大败瓦剌军。可是明军也伤亡不小。

忽兰忽失温之战，是明、蒙两国前期战争史上少有的阵地战。

次年，瓦剌向明朝贡马谢罪。鞑靼部在明朝帮他打败瓦剌后，经过数年的恢复，势力日渐强盛起来，曾两次乘瓦剌部为明重创之危，击败瓦剌部。对明朝，阿鲁台改变依附政策，重新反叛明朝，轻侮或拘留明朝使节，还时常对明朝边境进行骚扰的劫掠。

1421年（永乐十九年）冬初，鞑靼围攻明北方重镇兴和，杀死了明军指挥官王祥，对此，朱棣决定第三次亲征漠北。

可见，朱棣第二次亲征并未达到目的。

6、干旱、地震、蝗灾与暴雪，谁是明朝覆灭的原因？

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入公元十七世纪，一系列空前的自然灾害在东亚大陆上开始肆虐。数千里人烟罕迹，连年灾荒不断。战火从东北的白山黑水蔓延至西南的崇山峻岭，已经垂垂老矣的大明王朝也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之中土崩瓦解。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叫做小冰期。

公元1556年，也就是明嘉靖三十五年，大明王朝朝堂之上歌舞升平。从两百年前，一个来自淮右的农民在紫金山下的金陵城坐上了皇帝宝座开始，这片土地就成了朱家王朝的天下。北京城内的达官显贵们并不清楚，在漠北黄沙之中的蒙古人更不清楚，一场场天灾即将来临，发怒的地球将带给大明王朝致命的一击。

一、华县震怒

腊月十二日，正是除夕之夜到来的前夕。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都笼罩在节日来临的喜庆之中。但对于陕西地区的农民来说，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连续几年的大旱让他们几乎颗粒无收，赖以生存的渭河和黄河的水位也在冬天接近枯竭。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场更为严重的灾害，即将带走他们仅存的一切。

夜半时分，大部分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灾难在这个时候降临了。以山西和陕西交界处的华县为震中，方圆数千公里之内，大地山川强烈地震动了起来。这次地震持续了三多分钟，在遥远的南京和杭州都可以感觉到强烈的震感。

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渭南、华州、朝邑、三源等处，山西蒲州尤甚。或地裂泉涌，或城墩房屋陷河……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八十三万有奇……其不知名未奏报者，复不可数计。

这次地震是人类有史以来有记载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据现代考证，这次地震的震级达到8.3级，超过汶川地震；烈度达到11度。陕西、湖北、河南、甘肃、宁夏五省受灾严重，亡者单是有姓名的即83万之多，更无需提及没有姓名记载的死难者。保守估计，约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于此次地震及随后三年多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余震。黄河、渭河决口溃堤，河水汹涌南下，吞没了大量的土地和房屋，州县府道的城墙也被冲毁。绵延数千里，惨绝人寰。随之而来的是漫及全国的瘟疫和饥荒，以及更严重的自然灾害。

二、灾难的降临

华县大地震只是一个开始，还远远未到一个结束的时候。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鞠明库先生在《灾害与明代政治》中曾经做过考究，在明代天启和崇祯年间，单单水灾就发生了374次之多，平均一年全国各地有十多起水灾发生。频繁的自然灾害带给大明王朝的，自然只有无穷无尽的伤痛。

1939年，美国学者马特斯提出了“小冰期”的概念，随即，明末一系列自然灾害的真正原因被开始被世人所知。

人们发现，从十四世纪开始，东亚大陆的气温便开始急剧下降，到了十七世纪初，气温的下跌达到了一个高峰，平均气温较之几百年前下降了1.5摄氏度。可不要小瞧这小小的一度多，这足以让中国北方适宜耕种的土地的界限向南迁移100到200千米。换句话说，这块地方在唐代还可以种水稻，但随着气温的下跌，水稻的亩产逐年下降，甚至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出现了大面积的冻害。不得已，这个地区的人们只好改变千百年来的耕作习惯，开始种植更耐寒的小麦。

从1600年开始，我国南方的河流，尤其是长江流域，出现了罕见的冰冻，厚处车马都可以通行无阻。湖南和江西地区普降大雪，积雪甚至可以到人的腰部。

同时，随着气候的逐渐寒冷，低空的空气不易上升形成降水，旱灾也开始肆虐。竺可桢先生曾经考证，在1640年的5至9月，中原地区平均降水量仅为210mm，这甚至与深居内陆的戈壁滩、蒙古高原降水量无异。

而在我国的南方，越来越不稳定的季风和台风带来了飓风与洪水。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蝗灾与鼠疫亦在同一时期开始肆虐。据《明史·五行记》：

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如果查阅这个时期的史书典籍，一些字眼频繁出现：

（天启元年）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穷民冻死者甚众。（崇祯六年）积雪自十月至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崇祯十三年）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地球发怒了，而东亚大地上的人们成了无辜的替罪羊。自然灾害引发了严重的次生灾害，灾荒和瘟疫的阴影在这片土地之上挥之不去。

三、气数已尽？

自然灾害带给晚明政局最为深刻也是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自崇祯元年开始，陕西和榆林连续十三年大旱，全国范围内的旱灾亦持续了十余年之久。这是我国历史上近五百年来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旱灾。赤地千里，江河断流，泉井枯竭，禾苗干枯，颗粒无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灾害成为了点燃潜藏在深处、种种原因积累下的社会矛盾集体爆发的导火索。而“钱文俊激变”，彻底地将火药桶推向了台前。

陕西爆发起义之后，朝廷一度曾经想采取招抚的政策解决问题，但是历史证明招抚政策最终失败了。其原因固然在于流寇十分狡猾凶残，但其背后更加深层的原因在于当时陕西的灾情仍在持续，朝廷根本没有能力彻底消除灾情，也无法给受招抚的流民提供起码的物质保障，导致许多流民无法生存，进而再次叛乱。

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流窜不定，官军剿匪困难，很大程度上也归咎于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农业减产乃至颗粒无收。粮食供应的短缺促成了起义军的大规模转移，亦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官军的战斗力。孙传庭因粮饷不足寡不敌众战殁于潼关，大明王朝亦失去了抵抗起义军的最后的军队。待至李自成挥师进军北京时，城内守军已被疫病折磨了一年有余，平均三个垛口方有一人防守，羸弱至极。大明王朝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最终步履沉重地迈向了灭亡。

1643年冬天，李自成率众聚集在了华县大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陕西，誓师北伐。此时，距离那场痛彻心扉的灾难已经过去了87年之久，大明王朝的国祚也即将走向衰亡。李自成在渡过黄河时向明廷发出了劝降书，开篇的第一句便是：

兹尔明朝，气数已尽。

此时，在大明的都城北京，瘟疫的来临让仅存的军队也丧失了战斗力。周长数十公里的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士兵防守。转年三月，李自成纵马攻入北京，自然灾害摧毁了大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固然，明朝灭亡有许多不可回避的主观或客观原因，但同样，小冰期时代恶劣的气候与连年的自然灾害为明朝的灭亡送上了一道催命符。历史的更替，王朝的兴亡，或许在冥冥之中真的有天意。

当然，作为研究历史的人，不能把一切归咎于天，而是应该探寻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发的原因。鞠明库先生在《灾害与明代政治》中详细列举了三个主要的人为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在此不再赘述。

7、明朝历史的明朝后期

明王朝经明光宗的短命和明熹宗的错庸使得国势进一步下滑。企图挽救明王朝灭亡的明思宗即位后，虽然有所作为，勤政有加，但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而对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局面，明思宗朱由检已没有能力驾驭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了。
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就开始荒于政事。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万历十七年（1589）元旦，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明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最后明神宗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经过这一时期明朝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而此时的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族却崛起于东北地区，以后成了明朝的大患。
明神宗久未立储，成为朝臣争执之端，无意中亦成为东林党议上肇始。万历二十二年（1594），欲立郑贵妃所生子朱常洵为太子，廷臣则普遍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故朝廷出现国本之争。吏部文选郎顾宪成力争“无嫡立长”，触犯明神宗。首辅王锡爵将辞官，顾宪成推举王家屏代为首辅，王家屏也是立长派，顾宪成因此再次触怒明神宗被革职还乡。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 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 、楚 、浙 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天启三年（1632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万历三大征是中国明代万历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的统称。 宁夏之役。即镇压哱拜之乱。 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年间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二十年二月，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明廷特调副麻贵驰援，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3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六月，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 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廷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3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王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成为导致明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大征”是万历当政的48年中唯一可圈可点的政绩，这之后万历就隐居深宫倦理朝政，做了二十多年的“隐居皇帝”。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叛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明军与后金战于萨尔浒，当时明军援辽之师大集，恰遇叶赫告急求援，明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杨镐遂于二月在辽时誓师，期借此消灭后金，解除东北边防威胁。由于明朝指挥失当，明军进入伏击圈，前后夹击，全军覆没，朝鲜援军亦投降。这次萨尔浒大战，明军损失惨重，后金军势大振，又于六月、八月先后攻陷开元、铁岭，马林战死。从此，后金与明之间攻守之势逆转，后金兵开始了长驱直入征讨明朝的掠夺之战。 红丸疑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神宗去世。八月，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
他在登基前的七月廿二日及廿四日，俩次发内帑共计一百六十万两，赏赐在辽东前线明军并重用名将熊廷弼对抗后金的崛起，缓解萨尔浒之役后前线的困境。光宗也相继重用东林党人使朝政转危为安，但仅仅过了1个月，朱常洛因病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而死，史称“红丸案”。但光宗在十多年不得其父宠爱下登位，心理高兴有余一口气收下郑贵妃向他进献8位美女。由于纵欲过度不久病倒，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连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时年39岁。 阉党干政
泰昌元年（1620）九月一日，明光宗病逝，年已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即位，下诏改元天启，是为明熹宗。
明熹宗即位后，魏忠贤开始得志。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一时厂卫之毒流通天下。一大批不满魏忠贤之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都相继阿附于他，其中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之号；更有一批阿谀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糜费民财数千万。他自称九千岁，打击异已，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即位后，大力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他得悉后自缢而死。至崇祯二年（1629年），其余党也被彻底肃清。
而此时的明朝正是国家内部饥荒频传，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病逝于乾清宫，临终遗诏：“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朱由检当天傍晚入宫，第三天即皇帝位，诏明年为崇祯元年，这就是明思宗。
朱由检即位后，首要任务是从魏忠贤手中夺权，而此时的魏忠贤则由于熹宗早亡而失去了靠山，虽然手中仍有相当势力，但不敢如以前那样骄横。 九月，魏忠贤请辞东厂职，朱由检没有批准；他又“乞止生祠”，但只被允止少许。十月以后，魏忠贤集团内部分化，有人弹劾魏忠贤之罪。朱由检不失时机地向魏忠贤开刀，他先是下令安置魏忠贤于于凤阳，继而又下令逮捕。魏忠贤闻悉后自缢而死。由此，朱由检真正掌握了国家大权。 满清的崛起和对明朝的骚扰 参见：丁卯胡乱、丙子胡乱、己巳之变
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败回沈阳。后治疗无效而死。皇太极即后金汗位。皇太极即位以后，调整满汉关系，使他治下的汉人各安本业。他在改汗为帝之后不久，即崇德元年（1636）东征朝鲜，即消除了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又扩充军事实力。皇太极采取的这些措施，也迅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经六部九卿会审，最后杀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其后皇太极多番远征蒙古，终于在六年后（崇祯八年）彻底击败林丹汗，次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且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当时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内地农民起义爆发 参见：李自成、大顺政权、大西政权
明朝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本身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跟随“闯王”高迎祥起义，号为“闯将”。崇祯九年（1636）八月，高迎祥在战斗中被俘牺牲，李自成被推为闯王。经过九年多来的南征北战，这时的李自成已是农民军的领袖。他率领的部队坚甲铁骑，逐渐成为各路起义军中一支举足轻重的队伍。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大顺军会师北京城下。李自成指挥大军环攻九门。大顺军将士架飞梯奋力攻城，攻占外城。与此同时，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投降。崇祯帝听到城破，立即命其3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剑砍长女乐安公主手臂，又杀妃嫔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出东华门，企图出逃，没成功，又返回宫内。十九日清晨，李自成军攻破内城。崇祯帝亲自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崇祯帝见大势已去，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对缢于煤山（景山）寿皇亭树下，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纵容部将在京城内不惜重刑相逼大肆搜刮遂失民心，又没有及时应对驻守山海关明将吴三桂，结果走投无路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攻吴三桂，失败。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大顺军仅在北京驻扎四十一日。之后，大顺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
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为安抚汉人笼络民心，多尔衮下令礼葬崇祯帝，臣民服丧三日。十月，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的都城。

8、为何“万历三大征”是明朝最后的疯狂与辉煌？

提起“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9个字，今天的人们依然会热血贲张，情不自禁地遥想那时的汉朝和那时的汉人。

不过，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在明朝也有一句类似的历史强音——跳梁者虽强必戮！此话出自万历帝的《平倭诏》。是在抗日援朝战争胜利后，明朝大军凯旋回京的献俘仪式上宣读的，其中的一句是：“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振起正义之威武，奋起昂扬之斗志，世界上所有跳梁小丑，无论貌似多么强大，最终必将得到审判和惩罚。

同样的豪情满怀，同样的激情澎湃。陈汤喊出历史最强音，南北匈奴一统，随着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百余年汉匈大战结束。不同的是，万历帝喊出历史最强音，明朝50年后就灭亡了。

这是为何？

1、军费开支巨大，国库大为空虚

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号称是“万历三大征”。打仗就需要花钱，三大征总花费突破1100万两，不过抗日援朝（朝鲜之役）中的花费巨大，基本等于其他两役军费的总和乘以2，高达780万两。

有统计说，明朝万历年间的年度财政收入，多在1000万至1600万两之间。但是“万历三大征”首尾相连，没有留给明朝喘息和国力休养的时间。

而且抗日援朝长达8年，先后动用近四五万大军，转战朝鲜三千里江山。《明史》载三大征结束后“国用大匮"，国库大为空虚。

明朝军队长期执行的，是朱元璋建国时制定的屯田制，此举曾被朱元璋颇自豪地称：我养活百万军队，没有花老百姓一分钱。如今，大军开赴朝鲜，原有屯田势必撂荒，为应付巨大军费开支，只能不断加派赋税，横征暴敛，鱼肉人民。

同时，皇室宗亲和官绅地主，也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又加剧了屯田制的名存实亡。并且，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逃避赋税。须知，明朝当时最主要的税种就是田地税。皇室宗亲和官绅地主的作法，无异于对明朝的财政收入釜底抽薪。

2、精锐部队伤亡，元气大伤

在抗日援朝的首战中，副总兵官祖承训亲率辽东铁骑中的精锐出击，因为轻敌冒进，在平壤城下中伏，副将史儒战死，三千铁骑损失殆尽，祖承训只身逃出。随后，李如松、李如梅、李如柏三兄弟联袂率大军入朝。

在平壤攻坚战、碧蹄馆遭遇战中，入朝的精锐部队，虽然先后创下了1：15和1：3的伤亡战绩，但总兵官李如松在平壤险些阵亡，人马损失两役之后接近3000人。而这此损失的人马，无论是戚家军还是辽东铁骑，全是明朝军队的精锐。

对此一下，崇祯年间的明朝军队，只想着向兵部官员、太监等行贿，谋求升迁或开脱罪责，军纪败坏，"劫商贾，搜居积，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的德行，在抗日援朝损失的人马堪称“精英”了。

这些人马不仅长期训练有素，经久沙场，而且将领们指挥有方，单兵作战能力超强，“密如蚁聚”头顶炮火攻城杀敌的勇气；万余名戚家军紧急假扮为朝鲜人的应急能力；“将士无不一当百”的战斗力……更是明朝后期的军队所不具有的。

上述两大原因，直接导致的后果也有两个，分别是：

1、努尔哈赤迅速崛起

我们来看一下与抗日援朝相关的几个年份，就知道努尔哈赤是如何迅速崛起的。抗日援朝发生于1592年至1599年，此时的努尔哈赤也没闲着——

1593年，通过武力征服，把长白山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夺取东海部，为统一关外打下基础。

1596年，努尔哈赤联姻布占泰，获得乌拉部支持。

1597年，努尔哈赤联姻叶赫部，椎牛刑马为盟，进一步扩大努力范围。

1598年起，努尔哈赤发动征服渥集部瑚叶路、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雅兰、乌尔古宸、木伦、西林等路的战争，最终攻占库伦城。

1599年，努尔哈赤灭掉哈达部，擒杀猛格孛罗。

正是因为与抗日援朝，例明朝的元气大伤，此后20年里无力进剿后金，战争结束仅3年，努尔哈赤就宣布迁都赫图阿拉，正式拉开问鼎中原的序幕。

2、明末农民起义大爆发

抗日援朝战争使丰臣秀吉很快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东亚的军事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更重要的是，为了补偿战争带来的损失，明朝国家机器疯狂开动起来，严法苛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

同时，开始处于小冰河期的中国，气候显著变冷，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接贵踵而至，农业收成锐降，财政收入锐减。曾有统计说，崇祯年间的全国财政收入最低时已不足400万两，赤字高达1500万两以上。

天下大乱，狼烟四起。对外，用兵应付关外的战事；对内，用兵打压日益严重的兵乱、农民起义军，在巨额财政赤字压力下，崇祯接受提议宣布裁减驿站经费，此举更加剧了兵乱，并直接给明朝敲响了丧钟——催生出了一个李自成。

现在，试想如果没有抗日援朝，明朝的元气没有如此大的损失，也许结果一切都会不同。

回首历史，日本总是出现在中国的某个历史转折点上，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的历程，因此而被迫中断。

以史观之，日本无疑是对华夏民族伤害最深的国家，没有之一。

9、宁夏银川怎么样？适合居住吗？交通方便吗？经济发达吗？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来考察几天就会知道了，因为每个人的世界观不一样哦，他们认为好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好，认为不好的，也不一定就真的不好。我却觉得银川要说城市繁荣不比南方的一些城市差。

10、明朝藩王三护卫兵马有多少人

明朝官方（藩王三护卫）总兵力200万左右（防御满清的有20万，中原30万，江南一百万，其余的在西南）。

起义军有近50万-80万之间（每个起义军有不同的军事力量）。

八旗军总兵力10万（各骑都2万左右，入关时满清已经有50万八旗军）。

(10)明末宁夏气候扩展资料：

明朝军事组织

卫所军

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中，一卫为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卫所军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

南北军队差异性：

由于气候原因，明朝在中国南北方驻扎的军队武器装备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的。南方气候湿润，多山多丘陵，为了适应南方的气候特点，明朝在南方地区驻扎的军队在装备上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了与北方地区的军队不同的装备。

与北方军队的铁甲相比，南方军队多用棉、纸制作的复合材料甲。

“南方地形险陷，固多用步。步驰难以负重，天雨地湿，铁甲易生锈烂，必不可用矣。”地理原因导致南方步兵居多，步兵负重过大不利于行军。

南方多雨，铁制铠甲重量大并且容易生锈。再加上火药武器技术上的更新，传统的铁甲已不具备抵御火绳枪等先进火器的进攻，加上气候原因，明代军事技术专家因地制宜，开发出更符合明军作战要求的防护装备。

明代后期，复合材料甲迅速发展，装备数量巨大。

复合材料甲由棉花、丝纸等材料制作而成，韧性极高，穿着舒适，可防御冷热兵器，是明军的制式装备。

边军

"边军"一词本义指中国历史上的中原古代封建王朝的国家或地区交界处戍卫边境的军队，屯居在东西南北四方边境，是从各个地方调上来的精锐部队，担任边防的军队主力，也是各中原王朝最精锐的野战部队。

其常年与各方游牧民族大战，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1368年明朝建国，设九大塞王，统辖漠南诸卫所。

永乐之后漠南诸卫所逐渐废除或内迁只剩九边重镇。

九边重镇，是指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

三千营

三千营：以三千蒙古骑兵为骨干，实际人数不止三千，全部为骑兵。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 ﹑舆服﹑兵仗金鼓、御用宝物等，是明朝京军的主要机动力量。

神机营：是明代京城禁卫军三大营之一（其余两营为五军营及三千营），是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

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