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特产及历史

1、白鹿原的内容简介

《白鹿原》以白嘉轩为叙事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

白家人沿袭村子里的族长，主人公白嘉轩一生娶过七个妻子，最后一个陪他终生，并育有三儿一女（白孝文、白孝武、白孝义、白灵）。鹿三是白家的长工，黑娃是他的长子。鹿家以鹿子霖为代表，他有两个儿子（鹿兆鹏、鹿兆海）。

小说主要讲述了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鹿兆海、黑娃这一代人的生活：白家后代中规中矩，黑娃却从小就显现出不安分。长大后，白孝文继任族长，黑娃在外做长工，认识了东家的小老婆田小娥，他将她带回村后，受到村人的排斥。黑娃离开村子后投奔革命军，又成为土匪。在此期间鹿子霖、白孝文等都吸上了鸦片，将家败光，去异乡谋生。

鹿三以儿媳田小娥为耻，最终杀了她，因终日被田小娥死时的情形折磨而死去。白孝文则在外重新振作，终有一番作为，白灵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

(1)白鹿原的特产及历史扩展资料：

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兴起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这种潮流在此后逐步泛化为80年代的一种普遍的文学精神。这种精神影响到90年代的长篇创作，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都在不由自主的向这种精神靠拢，这也使得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忠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之中，有了对《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并且完成了这部能够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

2、白鹿原简介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共50余万字，由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完成。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

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

1997年，该小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

2018年9月，陈忠实所著长篇小说《白鹿原》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2)白鹿原的特产及历史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陈忠实的老家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这是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全村不足百户人家。虽然由此到西安只有不足一小时的、约二十五公里的车程，然而却是天然的僻静。

最适合沉心静气地思索和精雕细刻地写作。村里每一家的后院都紧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横亘百余华里的高耸陡峭的塬坡遮挡了电视信号，电视机在这里也只好当收音机用。

只能听听新闻和音乐之类。但这离西安闹市不远的地方确实没有工业污染。只要灞河不断流，河川便清澈见底；还有错落的农舍，一堆堆的柴火或麦草垛；平展宽阔的庄稼地。

河边、塬坡上有树林，那里有狐狸、獾、稚鸡、呱啦鸡、猫头鹰等等，真是一派田园风光。转过村里那座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便是陈忠实从老爷、爷爷和父亲流传下来的家园。

在家园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有忠实亲手栽下的昂然挺立的法国梧桐。这本来只有食指粗的小树，在陈忠实决心动手写《白鹿原》的一九八八年的早春栽下。

四年后它便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终于可以让它的主人享受到筛子般大小的一片绿荫了。它是陈忠实为了写成《白鹿原》这几年来所付出的一切艰辛，所耗费的心血。

乃至他所忍受的难耐的寂寞的活生生的见证。《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毫无疑问是小说丛林中的一棵枝叶茂盛、葳蕤光辉的大树，确确实实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风光无限、撼人心魄的高峰。

《白鹿原》面世后确实出现了好评如潮，畅销不衰，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却也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牡丹终究是牡丹。

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于牡丹的价值、华贵和富丽。它先是荣获陕西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

后来，略加修订的《白鹿原》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它的作者终于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白鹿原》，撼人心魄的高峰在一九八五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便开始了关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

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

作者介绍：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白鹿原》是其成名著作，其他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

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文集》，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中《白鹿原》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已发行逾160万册，被改编成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

2006年12月15日，“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陈忠实以45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3位，引发广泛关注。

3、白鹿原的历史背景

白鹿原以关中平原的白鹿村的五十年变化为背景再现了那个年月的真实历史。通过此书陈忠实启发人们寻找一条民族发展的道路。此书开始写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复酥，民族发展的好势头。就是借这股风来弘扬民族的精神。

4、白鹿原的来历？

白鹿塬，也称白鹿原。位于西安市东南方，浐河以东，蓝田县西南方，灞河以南，长安区东北方，焦汤河以北；东南依终南山余脉篑山，山与塬之间隔沟相望。

白鹿塬因有白鹿出现而名，根据《后汉书·都国志》载：“新丰县西有白鹿塬，周平王白鹿出”。《水经注》、《太平寰宇记》也有“平王东迁时，有白鹿游于此塬，以是名。”

西周末期、西方犬戎部落对已经开始走向衰败的西周镐京都城造成严重威胁。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后，新登基的周平王因镐京无险可守，岌岌可危，乃与大臣商议，决计另行择地建都，不日，平王便带领执掌星象扶乩等大臣们，在大队卫士的簇拥下，向东涉过滔滔的滋水河、登上平展展、荞苍苍的一座原上。

此原三面环水，一面接南山；从原上向西北可以.瞰制广阔的渭河平原，东南依靠终南山，进退可据，军事地理位置极为有利。平王过去曾随幽王来原上围猎，这次上原的目的是想在原上周走一遍，决定是否在次原上修建都城。周平王一干人马从原西头向东，浩浩荡荡一直走到原东头。这时天色已晚，便择一处古柏苍郁、花香扑鼻的小岸边一所庙宇设下行宫，结队扎营。

翌晨破晓，平王忽被外边的一片惊呼声吵醒，出寺门一看；只见东南方向的崇山峻岭之间，一团祥光瑞气环绕着一个雪白之物冉冉而来！刹时已看清这东来紫气的中心原是一只通体雪白的神鹿，除一双眼睛象闪着亮光的红玛瑙外，全身无一根杂毛。白鹿口含一枚灵芝，四蹄飘云生风，忽攸至。

这只白鹿是受天帝旨意，专来此原消灾播福的，这时白鹿突然看见了旌旗猎猎、喊声雷动的周王卫队，猛吃一惊，那口中所含的灵芝便掉落到小谷中，白鹿随机变扭头向西南方向疾驰而去。平王随父射猎多年，从未看到也未听说过如此奇鹿，立即传旨卫队快骑，紧随白鹿去向拼命追赶。追到一个沟坡时，白鹿见再向前就要到南原坡了，变忽又折头向西北而去。

那里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庙，周围没有村庄；白鹿绕庙一周，见骑队追了上来、有继续向前奔跑十多里地，来到一个稀稀落落的村庄。村边有一座女娲祠，不远有两株相依相抱的苍柏，白鹿便于双柏树下的草从中小憩起来。刚一打盹，平王的卫队已蜂涌跟至。

白鹿受惊而起，闯入村中，左冲右突迷失了方向。于是又折而向南，从西原下了原坡，进入浐河谷道的苇篙丛中，忽攸之间便无踪无影。人们惊奇的发现：凡白鹿经过的地方，祥光照及的地方，尽皆一片郁郁葱葱，草木茂盛，百卉竟开，毒虫殆尽，疫疠灭绝，六畜兴旺，人寿年丰。人们为了纪念这只带来吉祥康乐白鹿，从此便把这原起名为白鹿塬。

又把白鹿在东南方向经过的沟称为鹿走沟，绕行一周的无村庙（今吴村庙）起名鹿走村、鹿走镇，把白鹿小憩过后迷失方向的村叫迷鹿村，把白鹿迷路后跑到的原坡起名为鹿到坡，把白鹿最后从西原下坡进入滻河川经过的村叫神鹿坊；此后白鹿原上祭奉神鹿的白鹿寺、白鹿观、白鹿庙、白鹿祠也纷纷建立起来。

白鹿从南山出来最先踏上白鹿原的地方即今安村镇的韩寺村，古时在此建有白鹿寺，附近的村也有白鹿观；当年白鹿遗落灵芝的小谷，今安村镇聚仙坊村南边的沟道直到现在仍生长着灵芝。白鹿原古时又称为万寿山，自从白鹿出现，塬上便成为五谷的粮仓，即使遇到干旱，只要能长出幼苗，总会有一定的收成，因此白鹿塬从那时起，变流传下一句民谚：“白鹿原，长寿山，见苗收一半”。

(4)白鹿原的特产及历史扩展资料：

白鹿原地理形成原因

白鹿塬是在中更新世时期河流冲击阶地的基础上，被风积黄土覆盖，又经过近代地质垂直断裂运动与河流切割后形成的阶梯状或台状黄土高原，广义上仍属渭河平原。它是西安市东郊的一种特色地貌，为了与河流冲击阶地相区别，习称“黄土台原”。白鹿原东起点与篑山相接，南依秦岭终南山，西到浐河，北临灞河。

原面的形成

白鹿塬的崛起与荆峪沟的出现，与浐灞两河息息相关。白鹿塬在即将形成时，由于白鹿塬上千万年降水径流在低洼处，汇流侵浊地面，并沿原坡侵浊流下，有的原坡地还出现大小不等的细沟壑，有些细沟壑在不断流水的侵浊下会逐渐向原面内部伸长加深，荆峪沟就是在坡面流水的侵浊下形成的大冲沟壑。 　

早期的荆峪沟又短又小，由于流水不断汇集，向幼小沟谷的下方和两侧侵蚀，同时沟头又向原内伸展侵蚀（称溯源侵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沟谷不断加深，变宽，伸长，终于形成了长达30公里，上游下切深度为80—100米，下游（沟口）逐渐增加深达210米的深大冲沟。原的中部，顺白鹿原走向发育“v”字深切沟谷——荆峪沟。

沟底有多处水库和瀑布，最大落差约10米多。 　荆峪沟原头在蓝田县县城以南8公里的将帅圪塔（荆山），源头一带地形开阔呈“u”形，有多股泉水露出，是荆水的发源地。沟内终年流水不断。上游两条支流汇合处叫“鹿走沟”，鹿走沟以下称荆峪沟。荆峪沟于红旗街办高桥村附近入浐河，成为浐河东岸最大的一条支流。

河川的形成

白鹿塬位于灞河，浐河之间与蓝田县焦岱镇之东的秦岭北麓篑山相接，西到灞桥区狄寨、红旗及席王和长安区魏寨、炮里及鸣犊。南面及西面毗邻浐河，北临灞河，居高临下是古城长安的东南屏障，因居灞水之上，故自汉代起又称灞上。白鹿塬历史上曾先后归属过芷阳、灞陵、南陵、灞城、白鹿、宁民、灞桥、长安、蓝田等县治。

据《雍录》载：“白鹿塬者、南山之麓”，呈西北向倾斜，直达红旗、纺织城及席王。东西长30公里余，南北宽约10公里，原面标高600—776.5米。荆山最高处海拔1000米。东南高，西北低，东北端安村北高出灞河240—320米，西南端灞桥区内高出浐河150—200米。

因原面与河谷高差悬殊，原坡陡峻，加之新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原边新、老崩滑坡甚发育，原坡为一较严重的地质灾害地带。因浐、灞河流水系的不断冲刷，形成了阶梯级河川，下部由第三系冰水堆积层组成，中部夹杂一层三趾马红土，上部覆盖厚100—150米的第四系黄土夹古土壤层。

5、《白鹿原》中有哪些民俗文化？

我认为反映的中国文化是全面而丰富的，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的文化方面。这其中，尤以有着漫长的历史沉淀而成的儒家文化为最重要最根本。在作家的笔下，几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都折射出博大精深而且深入人心的儒家文化。

在作家貌似冷峻的叙述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对古老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对这一文化在历史的发展到一定的时期的个人理解。尽管在叙描的过程中，在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甚至是某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描写当中，也或隐或现的体现了作家对儒家文化糟粕的某些批判和扬弃，但从根本上说，作家更多的是对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儒家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赞颂，并不惜通过某些主观的臆想人为的拔高儒家文化在作品中的作用和意义。

在此节中，我们不妨从作品的人物设置、情节的安排以及作家的叙述态度等方面对作品所蕴含的儒家文化作粗浅的探析。

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岩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令人震撼的真实感。

6、白鹿原的历史文化

白鹿原历史上曾先后建过芷阳、灞陵、南陵、灞城、白鹿、宁民等7个县治。
历史上，白鹿原居高临下便于回旋，对保卫西安城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在白鹿原东部(即今将帅圪都村)曾是汉代长水校尉屯兵之处。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驻扎白鹿原，修工事，挖战壕，负隅顽抗。终被人民解放军击退。
在现代革命史上，1935年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曾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也在这里召开过，中国人曾在白鹿原上播撒过革命的火种。

7、白鹿原的历史

白鹿原是古代金、元、羌等少数民族杂居与汉文化融汇之所。从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开始，就在灞河上修筑军事要塞“灞城”。

8、总结说明《白鹿原》艺术特色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上一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能够反映那一时期小说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把这部作品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格局里考量，无论就其思想容量还是就其审美境界而言，都有其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地位。即使与当代世界小说创作中的那些著名作品比，《白鹿原》也应该说是独标一帜的。因此，早就该有一本关于它的评论专集出版了。

一

好的作品，是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评论的，包括否定性的批评。早在1993年《白鹿原》问世之初，就好评如潮，不仅评论界以一种显然久违了的热情表示了肯定与称赞，而且广大读者争相购买、传阅、议论，新闻媒体也好不容易找到了做文章的题目，一时间形成了所谓“陕军东征”的热门话题。当然，也存在着争议，有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很正常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一本《白鹿原》评论集，我以为无论对读者领略这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对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抑或对作家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举双手赞成。因此，当这本评论集经过先后几位论者多方搜求并最终由李建军编定时，何启治先生打电话给我，命我作序，我便欣然允诺，虽然自分能力有限。

我是在《白鹿原》刚刚刊行问世时就仔细读过这部作品的，作者的笔力和作品的凝重、苍茫，令我折服，让我震惊，一时思绪浪涌，兴感云屯。直觉告诉我，在秦地的柳青、杜鹏程这些当代小说大师之后，陈忠实攀上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他同时也大大超越了自己的同辈作家。然而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白鹿原》的评论，只在北京关于这部作品的研讨会上做过一次不长的发言，另外在一篇关于文学鉴赏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论文和一篇叫做《“陕军东征”之我见》的文章里作为个例，有所涉及。所以如此，一是我想让自己初读后的纷繁思絮和激越情怀沉淀沉淀；二是在稍长一点的时段里印证自己最初的那些直觉，它们也同样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与磨洗。新近，为了写这篇序言，我又重读了《白鹿原》，感觉依旧新颖。那厚重而又极具表现力的语言，那细致而又洗练到让人难以忘怀的细节，那一个个命运独特而又个性突出的人物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那整体的浑厚、苍凉而又深邃得颇带神秘感的地域文化特色，还有那血泪交流、悲剧交叠的沉重的历史氛围，等等，都仍然引我遐思，让我感喟。我坚信它有恒久的艺术魅力，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评论，我仍然觉得有话可说，我应该相信自己初读时的直觉。

二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有许多在初发表时我就在有关报刊上读过，还有相当一些，过去不曾读过。无论以前是否曾经寓目，这次写序，我都把入选的文字，从头到尾，逐篇读过，并且做了笔记。读完这些评论之后，我有这样一些突出感受：其一，《白鹿原》以其丰厚的内蕴，包括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历史的，民俗风习的、人情人性的等等，还有相当成熟的艺术技巧，包括结构、叙述、语言运用等等，为批评家们提供了评说的对象，供他们开掘、阐释、发挥。评说的角度是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同时也是深入肌理的。这说明《白鹿原》是经得起批评的，它没有被有分量的批评压碎，而是在这些批评中更见光华。其二，这本评论集中所收的文章，并非《白鹿原》评论的全部，而是选收。尽管水平互见参差，但多数言之有物，持之有故，足备一家之说，能够从中见出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具体作品的评论上所可能达到的境界。其三，可以明显看出，虽然评论对象是同一个《白鹿原》，但批评家的个性差异是相当大的，各人的才性、气质、行文风格自不必说，就是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标准也相当不同，因而就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的多元互补的评论格局。这种格局，恰好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元大格局在一部具体作品评论中的缩微展示，可以以小见大。其四，，《白鹿原》是很难说尽的，尽管这个集子选收了四十余篇评论和阐释文章，但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涉及到，或虽有涉及却缺乏必要的深度和力度。这说明，对《白鹿原》的研究，还大有可以深入的余地和可以拓展的空间。其五，《白鹿原》的接受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的艺术审美价值，文化历史价值和思想认知价值的基本上被承认，它的终于能在上一世纪中国长篇艺术精品长廊里占有一个公认的位置，广大读者的欢迎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出版社的力荐，评论界的卓有见地的阐释与评价，则尤其功不可没。

收在本书中的首篇评论是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这篇文字，理路沉雄劲锐，穿透力极好，写得华滋勃郁，情文并茂，且论证分析，多有独到见地，能够发人所未发，见人所难见，可以说是第一篇给了《白鹿原》以系统全面的准确评价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以其准确的评价，对于一般读者的阅读，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许多见解至今未被超越，而且相当真实地记录了批评主体在欣赏作品时所体验到的巨大的震撼和魅力。好的评论文章，当然能够从中见出对批评对象的准确把握，但这也同时未始不可以从中见出批评家本人的学力，阅历，眼光和识断。《废墟上的精魂》正是如此。职业的评论家，固然有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但如果遇到好的作品，总会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并且会在这一兴奋中迅速建立起与作家作品的交流关系，激活自己相对应的知识积累和人生体验，形成共鸣和共振，于是万途竞萌，灵感纷至沓来，秉笔而书，便有了好的批评文字。我敢断言，雷达的《白鹿原》论正是在类似于这样的昂奋状态下形诸笔墨的。评论的水平，不是评论对象的水平，而是评论家的水平，也就是说敏锐地捕捉对象和准确地把握对象的能力，正足以见出评论家的实力。在我所读过的雷达的作家品论中，这篇《废墟上的精魂》是很有代表性的，属于他的上乘之作。正是《白鹿原》的成功和出现，为如雷达这样颇具实力的评论家们提供了对象，提供了驰骋才思的空间。这样，我们便在《白鹿原》的评论中，看到了当代中国几代批评家的一次小小的汇集，一次实力和水平的展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白鹿原》能够反映九十年代我国文学创作所达到的水平，那么，围绕《白鹿原》而形成的这道评论的风景线，也能够反映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所达到的水平。

三

朱寨称《白鹿原》为“扛鼎之作”。鼎乃国之重器，扛鼎，誉其举重的神力。朱寨是当代文学批评界公认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他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参照，因而，他的这个评价就颇具权威性。其实，绝大多数有关《白鹿原》的精彩评论，只要说到点子上，触及要害处，都无不证明了他的上述论断。

世纪之末，中国的文化思想有一股反思的潮流，其反思的对象以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行程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军事、道德、学术等几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但反思的主体始终是以知识界，即我们这个民族专司思考的群体，为骨干，为中坚的。这股反思的潮流，初起于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就是说，它是被一场持续十年的人为的浩劫提上日程的。当其初起之时，是以接续伤痕文学并很快漫卷文坛的“反思文学”为先导的。到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反思开始突破纯政治的眼界，有了更多的文化方面的探究与扣问，甚至出现了相当自觉的文化传统的溯源，这就在文学潮流上衍变出了名噪一时的“文化寻根”小说。进入九十年代，由于历史发展的某些特殊的条件，再加上新旧世纪之交面临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回顾与前瞻的心理趋向，知识界的反思，逐步向更广阔的学术领域扩展，而文学的反思，也仿佛是总结了、综合了七十年代反思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化寻根”小说的成果，向更深邃、更幽微的历史生活的层面突进了。《白鹿原》就是这一反思潮流的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单以小说而论，在它之前面世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在它之后面世的王蒙的“季节系列”，刘心武的《四牌楼》，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佩甫的《羊的门》等，都具有明显的反思性质。反思，必然要变换角度，变换评价的观念和标准，不可能完全站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立场上。就时间的跨度而言，《白鹿原》的主要故事都发生在上一世纪的前五十年，只有少数地方提到六十年代的“文革”。类似的题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旗谱》等，都涉及过。但《白鹿原》写出了新意。它虽然仍有政治的视角，但却不再拘泥于原先的政治框架和僵化观念，而且超越了事件发生当时狭隘的党派意识。更重要的是作家有了更为开阔的大文化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之下，许多过去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东西，充实到636f70797a6431333238656665艺术的画卷中来了，许多过去根本不可能看到的那些深隐的，乃至多少显得神秘的层面、因素和意义，终于开掘出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白鹿原》能够给人以震撼，让人耳目一新的重要原因了。“扛鼎”之议，首先与此有关。因此，许多有眼光的评论家，都注意到了《白鹿原》的这种变换角度的反思的特点。雷达为了说明这一点，还专门把《白鹿原》和《艳阳天》作了对照的分析和评论。指出浩然因为事事、处处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挂钩，而“不知遗漏了多少文化意蕴和精神空间”。王仲生《民族秘史的扣询和构筑》，洋洋万言，更是把反思作为自己展开全部论述的一个基本支点。王仲生既然把反思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来对待，他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创作主体的分析。他认为，作家是站在一个现代的立足点上来进行反思的，处于这一反思的中心的，始终是人的命运。这样，他就从《白鹿原》叙事中捕捉到了更为根本、更为要害的民族生存问题。在他看来，民族生存问题的思考与探究，既是《白鹿原》反思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而王仲生也正是从“民族生存的历史反思”，“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民族生存的生命反思”这样三个不同的角度，支撑起他解读《白鹿原》的理性架构。评论家在这里既评价着作家的反思，同时也是伴随作家而进行着他自己的反思。评论家的这种由反思而引致的反思，虽说是在作家反思的延长线上，却相互发明，起着一种放大原作品的反思的作用。

关于反思，王仲生还说，陈忠实不是听从既定的结论，并从这结论出发，预设框架，而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解读和反思。其实不止王仲生，其他批评家都是从反思的角度，读出了《白鹿原》的新意，找到自己的兴奋点的。李星的评论文章题为《世纪末的回眸》，回眸，也就是反思。文学的反思，当然离不开理性之光的透析与烛照，但它是审美的，而非论理的。它体现在作家所创造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中，渗透于活动在这幅画卷里的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人物的命运中，性格中，心理活动和外部行动中。因此，批评家也像一般读者一样，在《白鹿原》中首先看到的是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命运，而反思的性质及意义，则是从对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的解析中读出的。比如李星就从陈忠实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世纪回眸”中读出了“白嘉轩就是几千年中国宗法封建文化所造就的一个人格的典型”；读出了“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确实，白嘉轩是读者翻开《白鹿原》所碰到的第一个人物，也很可能是读完《白鹿原》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第一个人物。雷达的感受与李星接近，他说白嘉轩实际上是作者要写的人格神，他看出了这个人物身上传统文化的积淀，更看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的矛盾。

揭示出白嘉轩性格和命运在百年历史行程中的深层矛盾，就会很自然地触及作家自身的文化立场，所以雷达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这是一个表述得很深刻的见解，用这样的眼光分析与评价除白嘉轩以外的其他写得有特色、见光彩的人物，如田小娥、黑娃、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鹿三等，也都无不切合。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我以为，作家文化价值取向上的这一矛盾不是凭空产生的，既有其历史的根据，更有其现实的根据。从历史的根据来看，陈忠实在《白鹿原》里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历史生活，而他的立足点却站在世纪之末。这就是说，实写的前五十年是包含了后五十年历史生活的参照和文化观念的演进的。如果前推五十年，在前半个世纪刚结束时，《白鹿原》这样的作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整个二十世纪，都是中华民族从宗法的封建专制的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期，过渡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现实中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一方面是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外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不可避免的解体，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的顽强存在。但它的必然走向没落的命运，却也是注定了的，无法挽回的。不过，一种古老文明的走向没落和解体，是因为它在总体上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并不是说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带有某种恒久性的可供后来者吸收与借鉴的因素。然而，在非常具体的冲突中，对立的双方都容易取一种极端的、绝对的态度。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为例，它既有如“五四”运动的主将们所判定的“礼教吃人”的一面，也有如在“仁义白鹿村”的族长白嘉轩身上表现出来的被朱寨称为“忠诚刚烈坚毅直朴的灵光神韵”。以个人品格而论，他、朱先生、鹿三，都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文学的反思，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不是从抽象的政治或文化理念出发的，而历史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怎么能指望作家的观念变成单一的无矛盾的呢？《白鹿原》的力量，恰恰在于它非常真实地提供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充满了矛盾的历史画卷，它的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就使得不同的读者，不同的批评家，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解读。

四

在陈忠实的《白鹿原》里，这道亿万斯年就一直耸立于灞水水滨，展延于终南山下的古原，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白、鹿两大家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寄托了作家某种象征性意蕴的载体，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象征。

在作品中，作家叙述过关于白鹿的渺远的传说。传说是美丽的，迷人的，有几分神秘，甚至与作家的人格理想相表里，贯穿于作品之中。李建军在《一部令人震撼的民族秘史》中，专门对白鹿意象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个象征增加了作品的诗意。他还把陈忠实的白鹿意象与艾特玛托夫笔下的白鹿意象作了对照，并且联想到历代帝王的鹿苑和所谓“中原逐鹿”之类进行了发挥，是很能见出一种学术想象力的神采的。白鹿原作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存在，有其临水的高岸，上部平舒逶迤的地貌，渐次抬升以至终南山麓，这个地理的存在比白鹿的传说，白鹿原的得名，都要远为长久得多。但白鹿的传说是一种文化，因而古原之以白鹿为名，也就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的性质了。当然，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或象征，白鹿原包含的不只是白鹿意象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习俗、心理、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等。

现在看来，有关《白鹿原》的评论，绝大多数都采取了文化的视角，着重于开掘这部作品所包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质素，在这方面也确有不少相当精到的见地。然而，《白鹿原》提供的并非一种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画卷，而是有非常具体的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画卷。相当一批评论家的评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所论列。

那么，浓郁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在《白鹿原》中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首先，来自作家处理的这个特殊的题材，来自他在作品中所描写的物象。以环境而论，包括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也包括风声习气、歌谣礼俗等，这些，评论家们显然都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如小说这样的长篇叙事性作品来说，更重要的是与人物的性格有关，而这一点，如果不说是空白，至少评论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与阐释。不少评论只是一般地说到地域文化品格，而落实到具体人物性格的分析上就常常语焉不详了。其实，在《白鹿原》的人物画廊里，如主要人物白嘉轩，智者朱先生，长工鹿三和他的儿子土匪黑娃，医人冷先生，甚至刚烈而又苦命的田小娥，都无不可以作地域文化角度的深入解析。在这些人物中，朱先生似乎是最容易从地域文化角度阐释的人物了。一是他有文化人的身份，是白嘉轩以至黑娃等人物的精神导师，在人们心目中扮演着真正的教父角色；二是作家明确提出了他作为关学传人的学者素养和知识背景。王仲生在分析这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文化价值时，除了对其作为从封建时代末世转入半封建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的一般情况作了必要的论说外，还对这位半是智者，半是圣人的老夫子的关学背景提了几笔。王仲生追溯到宋代关学鼻祖张载，强调了关学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传统，这是很对的，增加了解读这一人物的文化维度和学术维度。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关学重实学，而未沉溺于后来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泥淖，本身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以张载而论，他固然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但也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从重实学、重经世致用上看，其道统乃儒者的积极人世观念。然而，关学作为一个产生于周秦故地的儒学学派来说，传统儒者的道统，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思想资源。白鹿原地处周秦故地的腹部，这一带地方是华夏辉煌的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和摇篮，同时，也是这一文明在其发展的鼎盛期的中心。这一带地处北国，水深土厚，属大陆型气候，雨量并不丰沛，生产条件相对艰苦，因而自古以来民风淳厚、尚实，这一点在文学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只要对比一下《诗经》中的秦风、豳风与产生南国的《楚辞》，就看得相当清楚了。正因为这种尚实的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所以不仅张载如此，而且在始于张载的关学学统中，这一特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以明清之际被康熙帝玄烨誉为“关中大儒”的二曲先生李yóng＠①为例，他也是以重实学、重经世致用而流誉当世的。早年颇为重视各项实际学问，著述甚丰。晚年闭门谢客，反身自修，主“悔过自新”之说，仅与流寓关中的大学者顾炎武过从密切，而顾的学问，也以尚实为特色。周秦故地孕育出来的尚实的传统，不仅在关学中获得了它的辉煌的学术体现，而且通过关学的传统，强化着这一地域本来就有的民间的尚实文化传统。自金入元的大学者、诗人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其着眼点就不只是关学，而更看重的是“秦汉之旧”，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说这种尚实的特点，由于作者对他的理想化的，有时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艺术处理，而不无飘逸之处的话，那么，白嘉轩则表现得尤其分明。

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它的存在，一但形成一种传统，其对于人的性格、心理，乃至思想、学术的影响与熏染，都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从生长于此地的普通人身上见出，而且在这里的文化人的身上，作家艺术家的身上也有相当典型的表现。单就创作方法来说，始自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深厚的现实主义血脉，其形成和传续的因素可能很多，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尚实的地域文化要素承传的事实。不仅如此，从更广的学术文化的历史承传来看，昆山顾炎武，西游秦中，晚年定居关中华阴，他的学问当然不能简单地以关学概括，但他借鉴关学以形成其经世致用的特点，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其次，作品的地域文化风貌更来自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自身。小说，作为作家审美创造的产物，虚构的产物，必然会打上他自己的精神印记。陈忠实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生于白鹿原，长于白鹿原，几十年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连《白鹿原》的写作，也躲开了喧嚣的西安城，是在他白鹿原坡下的农村家里干的。退一步讲，即使这作品在西安市区建国路71号的作协大院里写，也还是在包容了白鹿原在内的三秦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带。直到作品写出时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段里，他所受到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濡染，都是在三秦文化的具体形态下进行的，即使接受他民族、他地域文化的影响，也都或在三秦文化的参照下，或以三秦文化为框架、为视角。因此，三秦地域文化对他的习染，至少不在例如白嘉轩、乃至朱先生之下。为了写这部小说，陈忠实甚至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分割辖管白鹿原的三县县志。而县志，在中国传统的史志类图书中是最典型的地域文化著作。

研究和评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点，如果不对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很难最终说清楚，现在看来，这一点恰恰在《白鹿原》的评论中几近于空白。刘勰《文心雕龙》上有“觇文辄见其心”，“披文以入情”的话。这里的“心”和“情”，指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方面。在这本评论集中，除了陈忠实谈到他自己创作《白鹿原》的体会时所作的一部分说明，除了李下叔《捡几片岁月的叶子》提供的少量情况，很少有人通过作品的分析与论证，细致地剖析过作家的心灵历程。批评家们看到的主要是民族文化的历史，即使沿着作者摘引于卷首的巴尔扎克“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方向寻绎、发挥，也多着眼于作品提供的外在的艺术画卷，而很少论及这帧所谓“民族的秘史”，其实也同时就是一部被外化了的作家自己心灵的秘史。照我看来，这也许是《白鹿原》研究大可以开拓的一个领域。

五

尽管《白鹿原》的评论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和空白的方面，但读完这些评论，我们仍然不能不惊叹于这部作品竟然能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如此大的艺术空间，供给操各种枪法的批评家们去评说，去发挥，去驰骋他们的才思。同时许多批评家也能够把他们的批评方法发挥到相当高的水平。

不少批评家谈到了《白鹿原》的史诗特点。史诗作为一种类型的长篇小说的质素和特点，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一个是诗。评论家们论评《白鹿原》的史诗品格，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史，而在诗的方面则开掘和发挥得很不够。例如白烨的《史志意蕴·史诗风格》，在抓住史诗一点上做文章，是很可取的，但一是讲“史”多，而基本未涉及“志”，讲史，亦更多涉及百年的政治纠葛，至于“史诗”之“诗”，则作为风格，一笔带过，其实在这里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畅广元在与屈雅君、李凌泽的对话《负重的民族秘史》里很赞赏作家“秉笔直书的史家心态”，说“陈忠实放胆写了白灵蒙冤，黑娃屈死，白孝文得逞，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昨日，审度今朝，透析明天”。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深刻而又犀利的判断。然而陈忠实《白鹿原》的重史，自觉地追求诗史效应，就关中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传统来说，其实是渊源有目的。周秦故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不仅有距今七、八千年的姜寨文化遗址，半坡文化遗址，而且有更早的“蓝田猿人”头骨石和稍晚的“大荔人”头骨化石出土。在汉民族的早期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类似于荷马史诗那样的文学形态，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史诗，《诗经》中的《公刘》、《绵》等叙述周祖先的传说和历史的篇什，至少是带有史诗性质的。而这些诗的产生地，正好在关中一带。重视史，是华夏民族的重要传统，顾准把这种文化称为“史官文化”，虽更多地着眼于它的负面，但却抓住了重史这个不争的事实。先秦典籍中的《尚书》，在唐刘知几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被列为“记言”之史。它的被韩愈在《进学解》里形容为“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显然早于孔子因鲁史而作的编年《春秋》。周《诰》之类，就产生在以关中为中心的周地。史的传统，到两汉达到了它的辉煌期。它的两个代表人物，西汉的司马迁和东汉的班固，都是关中人。一在左冯羽，一在右扶风。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太史公书》），还有他的伟岸人格，而给后世文学和史学以巨大的影响，开百代之轨则。班固的《汉书》以其严谨而称著。司马迁和班固，都出生在史官的家族。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就是治史的；班固之父班彪也是史家，而他的才气横溢的妹妹班昭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成就的女史家，因为有了这个妹妹，《汉书》才最终划上了完满的句号。司马迁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给屈原以可“与日光争光”的崇高评价，而他的《史记》也被后人目为“无韵之《离骚》”。就是说，以审美的眼光读史，人们在司马迁身上到了诗与史的结合，从史中读出了诗。这在关中的地域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准此，则我以为，在当代秦地的小说家中，始于柳青、杜鹏程，迄于陈忠实的史诗效应的追求，其文化溯源，至少是一直可以上溯到周秦、两汉的，一如白鹿原的得名。

9、白鹿原简介。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10、求小说《白鹿原》的整个历史背景分析

《白鹿原》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兴起了“反思文学”的创作潮流，这种潮流在此后逐步泛化为80年代的一种普遍的文学精神。这种精神影响到90年代的长篇创作，90年代的不少长篇创作，都在不由自主的向这种精神靠拢，这也使得这期间的长篇创作，在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忠实正是在这样的文学思潮之中，有了对《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并且完成了这部能够代表这种反思新高度的史诗作品。

(10)白鹿原的特产及历史扩展资料

陈忠实出生在西安东郊白鹿原下的蒋村，年少时就在这片黄土地上挖野菜、拾柴火。白鹿原的春夏秋冬、草木荣枯，陈忠实都再熟悉不过了。陈忠实了解白鹿原昨天的办法，一方面是走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从他们的记忆中去找寻家族历史记忆的残片。另一方面，他仔细查阅有关白鹿原的县志。

尤其是当他看到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是有关“贞妇烈女”时，感到既惊讶又费解。那些记述着某村某某氏的简短介绍，昭示着贞节的崇高和沉重。县志里往往是某女十五六岁出嫁，隔一二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悬挂于门首。

这些布满了几个卷本密密麻麻的贞节女人们，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经历过漫长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这让陈忠实产生了逆反式的怨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陈忠实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从1988年开始，陈忠实把妻子和长辈安置在城里，只身来到乡下的祖屋，潜心写作。四年的艰苦写作，每天陈忠实都要经受着各种人物在脑海中的较量，纠结的心情让陈忠实额头上的皱纹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深刻。

1992年3月25日，近50万字的《白鹿原》终于画上了句号。